前言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代，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尤其是解放后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和加强，集中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的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和广泛影响的专著中，不少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国际同行直接对话，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弘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决定联合主办“欧美文学论丛”。论丛每辑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组稿和编辑工作由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具体负责。作者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为主体，同时也有欧美文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以及其他校外专家学者加盟。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和优秀成果，以此加强与国际国内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做出贡献。

　　本辑是《欧美文学论丛》的第九辑，主题是“俄罗斯文学”。

　　论文的作者既有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文学教研室的学者与博士研究生，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本辑涉及五个方面,即文论研究、文学史料研究、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翻译思想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从这些方面展现出目前国内俄罗斯文学领域的研究实力与较新成果。

　　20世纪俄国作家安德烈·别雷的文论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这位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于1903年写就了《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一文。在当时的俄国文坛上，这篇文章成为俄国“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艺术纲领，它为象征派在20世纪头十年的进一步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王彦秋副教授的论文《新世纪初的启示录——解读安·别雷〈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对这篇奠基杰作进行了详细解读：文章遵循别雷原文的论述路径，揭开作者笔下的哲学发展之路、尼采与新艺术、《圣经》引文、弗·索洛维约夫的巫术、金羊毛典故等内容所隐含的关联和意义。王文诠释了“象征”和“音乐精神”两大象征主义审美范畴，阐明了尼采哲学解释中的“超人”、“永恒轮回”和弗·索洛维约夫宗教神秘主义哲学中的“巫术”等对于“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的影响。

　　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储备。汪介之教授的《俄罗斯人灵魂的生动剪影——重读〈日记片段·回忆录〉》，论及的是20世纪里程碑式的作家高尔基的《日记片段·回忆录》。这是一部重要而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佳作，它包括三十篇长短不一的作品，看似独立成篇，实则彼此连缀，互相呼应。通过汪文的论述我们发现，在这本书中，高尔基无论是重现记忆深层的过往岁月，还是触及历史剧烈变动年代的现实，都显示出对于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及其个性心理的潜心关注。全书贯穿着高尔基透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思考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主线，它像一幅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生动剪影，是对于俄罗斯民族生活和文化心态的直接研究和如实的写生，我们可以借此认识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人精神心理面貌的价值。

　　对于文学传统的探究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传统项目，它看似外围化，但对于作品本体研究、作家研究等都很重要。由它反观作品与作家，我们往往能够对于这两者获得“更上一层楼”的认识境界。

　　果戈理和别林斯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双生子。果氏与别氏一个写，一个评，一度相辅相成，他们两位造就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果戈理时期”。然而，在1847年果戈理发表《与友人书简选》之后，别林斯基以其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宣告了对果戈理的严厉批判。探究这两位文坛巨匠何以一度同行，又何以分道扬镳，这是果戈理研究中无法绕行的问题，对其答案的探寻不仅能使我们弄清有关果戈理的是是非非，正确理解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著作，还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个时期的文坛大势。刘洪波副教授的《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合与分》一文对此做了条分缕析、令人信服的阐释。

　　20世纪的普里什文是多种俄国文学传统的综合继承者，与此同时，他又始终坚守其特色鲜明的创作个性。刘文飞研究员的《普里什文与俄国文学传统》以20世纪俄国文学中这一独特而又典型的文学史个案为对象，通过对普里什文的文学出身、普里什文与高尔基以及“普里什文风格”等问题的分析，试图说明普里什文如何“在多种伟大传统的影响下提出并艺术地再现一些根本性的存在问题”。

　　在中国，契诃夫一直是广受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戏剧更是影响了几代中国戏剧人与观众。在《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以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一文中，查晓燕教授指出，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查文认为，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察 “契诃夫经验”，这对于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文学翻译思想研究是以往俄罗斯文学研究中较弱的层面。彭甄教授的《价值与策略：译语文学系统中的文本建构——В.Г.别林斯基的文学翻译思想研究》在对别林斯基的文学翻译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批评家提出的著名论题——“文学翻译对于译语文化—诗学的建构价值”、“旨在大众传播实践的翻译策略”和“译语文本文体的非对应性选择”等给予分析、考察和评价，以揭示出别林斯基基于特定文化—政治立场对文学翻译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化—诗学理念”。

　　作家作品研究是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素有传统的大项与强项，也是本辑的重头部分。长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一提到现实性和真实性，通常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实主义艺术。其实，浪漫主义作品由于其在叙述视角上的独特性，可以超越现实意识形态环境，在表现真实的程度上并不逊色于现实主义作品。张杰教授与其博士研究生管月娥的《现实与真实之间:普希金创作叙述的时空视点分析》一文，着眼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浪漫主义代表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和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两部作品，运用俄罗斯著名符号学家Б.А.乌斯宾斯基（1937—）提出的艺术文本结构的视点理论，重新审视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真实性，尤其是浪漫主义作品的真实性，同时指出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视点与现实之间保持的是共时性的内视点关系，即作家是对自身所处现实的再现，而浪漫主义作品不在于反映现实生活，它们对富于主观幻想性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往往超过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而其对现实的再现多采用“未来”的或者“回溯性”的外视点，并且不受任何现实的羁绊，因此反而更加真实。

　　刚刚过去的2014年恰逢诗人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在10月份主办了“纪念莱蒙托夫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展示出一批莱氏研究最新成果，其中就包括陈松岩副教授的论文《〈假面舞会〉的双重功能》。《假面舞会》是莱蒙托夫戏剧创作的巅峰之作。在这部戏剧中，整个上流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那里没有真正的情感，表面光鲜体面的面具下隐藏着罪恶”。在许多俄国作家（包括莱蒙托夫）笔下，“假面舞会的形象总是和‘生活—游戏’这一隐喻的实现相关”。研究这部作品时，必不可少的是对“假面舞会”这一特定的生活现实和艺术隐喻的认识和了解。俄国的化装集会起始于彼得大帝时期，而19世纪则大多转到了室内，由特定的人群参加，大多舞会由节庆转变成了娱乐或兼具慈善活动。事实上，假面舞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舞会，甚至跳舞都并非是唯一和主要项目，餐饮、打牌、谈话等活动使其更像娱乐社交活动。而假面和服装的使用又为这一活动增添了那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神秘感和紧张激动。但是游戏永远都具有两面性。假面舞会也有其另一种属性。日常生活中被精心伪装的丑恶在假面舞会上得到了赤裸裸的暴露，伪装变成了真相，消遣娱乐被丑陋罪恶所取代。正因如此，假面舞会成为常见的艺术隐喻。在这部戏剧中，莱蒙托夫借助假面舞会的双重功能，用激烈的艺术冲突来揭示日常生活中人们难以洞察的复杂性，完成其对社会、对人生艺术化的哲学思考。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施瓦尔茨是一位特色鲜明的剧作家，尤其以“寓意剧作家”而饮誉世界。《蛇妖》堪称他的重要代表作。夏忠宪教授的《撼人心魄的灵魂之战——施瓦尔茨的剧作〈蛇妖〉艺术赏析》认为，不能把该剧仅仅看作反法西斯或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剧，此剧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道德问题，它超越了具体时空，借助俄罗斯，乃至欧洲神奇故事中的“城市/国家”模式，表现出反极权主义、反专制的深刻的历史寓意和哲理，具有重要的普世价值、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该剧以互文性（隐蔽的对话）见长，大量运用讽刺性模拟，蕴含着与希腊神话、圣经故事、传奇、骑士小说，与堂吉诃德、霍夫曼、安徒生等人的对话，开放的结局、镜像式的结构等特征充分显示了剧作家驾驭寓意剧的娴熟功力。

　　《樱桃园》是戏剧革新家契诃夫的绝笔之作。百年以来，《樱桃园》已成为一部经典剧作，不断成为人们阐释的对象。董晓教授通过其论文《〈樱桃园〉的百年阐释》，梳理了近百年来俄罗斯和苏联时代对该剧之阐释的发展脉络以及对中国学界的影响。董文强调，在对《樱桃园》这部奇特的“四幕抒情喜剧”的百年阐释中，《樱桃园》经历了多元化——单一化——多元化的阐释历程，剧本阐释的意义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不同时代的人们从各自时代的角度，以各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契诃夫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该文不断深入地探讨了《樱桃园》的艺术韵味和审美特质，对契诃夫设置的《樱桃园》的“喜剧谜团”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戏剧作家契诃夫的另一重面貌是短篇小说大师。“普通人”形象是对契诃夫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形象的一种概括。关于这一形象，文学评论界和契诃夫研究界提出了各种观点。荀波淼博士的《契诃夫作品中的“普通人”形象研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在将不同观点进行对照的基础上，又对其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荀文概述了“普通人”形象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一形象的“中间性”特征，对“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和困境进行了揭示。在荀波淼看来，契诃夫对“普通人”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在作家对“普通人”形象的整体把握背后是契诃夫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以及对人类未来的终极关怀。

　　俄国文豪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死亡与生命的感受鲜活、尖锐、非同寻常，且在其艺术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托翁毕生的精神折磨正是源于天生的死亡恐惧与天生的生命激情之间的永无止息的搏斗，对这一问题的揭示构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思想家的核心论题。赵桂莲教授的《死亡·活生生的生活·解脱？——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与生活中的三个关键词》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赵文指出，就文学创作而言，在对生与死的表现力度方面能与列夫·托尔斯泰形成比较的恐怕非伊万·布宁莫属。正因为此，后者在托翁逝世的第二年问世的《托尔斯泰的解脱》一书引起我们特别的兴趣。布宁虽然使用了“解脱”一词，但在我们看来，那并非真正的解脱，因为能让托尔斯泰获得解脱的不仅仅是宗教本身，而必须是对基督、对基督再临的信仰。

　　研究托尔斯泰就要研究与其生命与创作关系最紧密的同时代人。托翁的晚期作品《克鲁采奏鸣曲》激起了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的强烈不满，它促使索非娅写就对前者进行驳斥的中篇小说《谁之过》。该作品在索菲娅生前未能出版，首次发表于1994年第10期的《十月》（《Октябрь》）杂志。在吴允兵博士的论文《“谁之过”：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对〈克鲁采奏鸣曲〉的反驳》之前，我们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吴文指出，《谁之过》不仅体现了作者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揭示了作品女主人公由迷失自我到重寻自我、发现自我的艰辛之路，并由此发出对父权社会的等级秩序及其对女性歧视的反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始终是中国学者追踪研究的重点对象。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索尔仁尼琴不断就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发出质疑之声。冯玉芝教授的《作者焦虑：论〈癌症楼〉的文本文化形态》探讨了这一问题。冯文指出，在索氏名作《癌症楼》中，关于疾病的隐喻形成了新的艺术世界图景。疾病及其所属空间的小说形态把整个处在极权社会中的人们思维方式聚焦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上来。尽管人们总是狭隘地去联想疾病的隐喻的政治功能和深刻的政治隐喻意义，但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提升了文学空间所具有的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他的写作策略不仅批判了极权这个极端理性对肉体和精神双重的禁锢，带给科技进步时代人类的焦虑、绝望和无奈，而且作者用隐喻这一艺术思维创造出来一种文学意象，在其背后承载着作者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深刻价值判断。

　　本论文集里的作家作品研究颇富有层次感——既锁定泰斗级的大师，又关注列斯科夫这样层级的作家。崔艺苧博士的《列斯科夫小说〈大堂神父〉中的神秘主义主题研究》以列斯科夫小说《大堂神父》为对象，搜集、整理、筛选出了这部作品蕴含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神秘主义巫术元素，即静静地存在、梦、占卜和辟邪物，并尝试用巫术思维和相关知识进行解析，以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列斯科夫小说创作中的神秘主义特征，使读者获得对作家创作的另一层面的认知。

文论研究

新世纪初的启示录

——解读安·别雷《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王彦秋）

文学史料研究

俄罗斯人灵魂的生动剪影

——重读《日记片段·回忆录》汪介之

文学传统研究

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合与分 刘洪波

普里什文与俄国文学传统 刘文飞

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

——以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查晓燕

翻译思想研究

价值与策略：译语文学系统中的文本建构

——В.Г.别林斯基的文学翻译思想研究 彭甄

作家作品研究

现实与真实之间：普希金创作叙述的时空视点分析 张杰 管月娥

《假面舞会》的双重功能 陈松岩

撼人心魄的灵魂之战

——施瓦尔茨的剧作《蛇妖》艺术赏析 夏忠宪

《樱桃园》的百年阐释 董晓

契诃夫作品中的“普通人”形象研究 荀波淼

死亡·活生生的生活·解脱？

——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与生活中的三个关键词 赵桂莲

“谁之过”：索菲娅·托尔斯泰娅对《克鲁采奏鸣曲》的反驳 吴允兵

作者焦虑：论《癌症楼》的文本文化形态 冯玉芝

列斯科夫小说《大堂神父》中的神秘主义主题研究 崔艺苧

笃信宗教

——论俄罗斯民粹派作家创作中农民的典型特征 黄海华

论普希金、果戈理和涅克拉索夫对民间故事的移植与重构 赵婷廷

　　新世纪初的启示录——解读安·别雷《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

　　王彦秋

　　安德烈·别雷（A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是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小说家、文艺学家、批评家、翻译家，原名鲍里斯·布加耶夫。他是象征派文学及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对俄罗斯20世纪文学乃至文化影响深远。他的诗歌是俄国象征派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回忆录是后人了解白银时代的重要资源，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国际声誉令俄罗斯人引以为傲。除此之外，他的理论探索也较其他象征派诗人更为系统和深厚。近几年来，我国有学者对别雷小说艺术进行专门研究，对其诗歌艺术略有涉及，也有学者将别雷作为象征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作为俄罗斯象征主义集大成者对其理论进行综合阐述。为对别雷及象征派研究进行必要的补充，我们在此选取别雷于1903年所写的《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Cимволизм как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一文进行详细解读。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别雷的早期哲学美学思想，当时成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的艺术纲领，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论著《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流派》之后，为象征派在20世纪头十年的进一步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文章诠释了“象征”和“音乐精神”两大象征主义审美范畴，阐明了尼采哲学解释中的“超人”“永恒轮回”，弗·索洛维约夫宗教神秘主义哲学中的“巫术”等对于“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的影响。这里我们的解读将遵循原文的论述路径，揭开作者笔下的哲学发展之路、尼采与新艺术、《圣经》引文、索洛维约夫的巫术、金羊毛典故等内容所隐含的关联和意义。

　　文章第一部分从世纪之交的信仰瓦解、哲学危机谈起，指出当时人们所迷恋的叔本华的怀疑论和悲观主义尽管有其不完善的特征，但对哲学认识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叔本华是抽象的、逻辑的哲学认识的终结者，他所带来的“无为”的“昏昏欲睡”正酝酿着巨变。尼采率先冲破了这种“昏昏欲睡”，他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宣告：“苏格拉底式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用常春藤在额上加冕吧，把酒神的神杖攥在手心，且不要诧异虎豹在您膝前的温顺缠绵，因为您应当成为自由的人。您应该追随狄奥尼索斯信徒的狂欢队伍，从印度到希腊。拿起武器参加残酷的斗争吧，可是您得相信您的神会创造奇迹。”本文对别雷原文的引用以楷体字标出，出自 《Символизм как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Символизм как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1994，стр.244—255。这便是启示的、象征的哲学认识的发端，由于这番宣告，“空气中开始弥漫对未来启示的预见，微风开始唤醒沉睡的人们。那沉静而诱人的、梦一般甜蜜的幻想开始蠕动。曙光燃起了。”

　　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哲思至此暂告一段落，话题转向对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释。别雷以下定义式的简洁语句提出“世界意志”是“绝对之物”，“观念”是“对绝对之物的限定”，是“意志客体化的阶段”，“艺术的内涵是认识观念”而不是表达“概念”，“一切象征的认识都是观念的”等等观点，并且着重论证了音乐在艺术中的等级以及音乐与象征的关联，从中得出对于象征主义诗学具有统领性的结论：音乐至上与象征最佳是一种完美结合。我们不妨引用别雷在原文中的精彩阐述：

　　如果说时间是使内部情感表象系统化的形式，那么对时间观念的感悟就更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心灵。因此相对而言，时间观念的强度更大。时间观念相对于空间观念来说就是类观念。艺术的内涵是认识观念。艺术的时间形式提供最本质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说音乐观念乃是本质的象征。

　　这些音乐观念与其他艺术观念相比是类观念。这就是讨论形象的音乐性而不是音乐的形象性的原因所在。形象性的音乐对所表达的形象没有丝毫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探讨一切艺术的音乐根源。我们可以探讨雕塑的音乐性，却不能反过来探讨音乐的雕塑性。在音乐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灵魂深处向意识表层的趋近。

　　人的整个身心不是由许许多多的事件所构成，而是被另一存在的各种象征所占据。音乐最为理想地表达象征。正因为如此象征永远富有音乐性。从批判主义向象征主义的转型必然伴随音乐精神的觉醒。音乐精神是意识转折的标志……现代人类因为内部音乐向意识表层的趋近而激动不已。它不是被一个事件，而是被另一存在的一个象征所笼罩。当这另一存在尚未体现出来，使我们激动的现代创作的象征就不会清晰可见。只有目光短浅之人才在精神问题上寻找象征的明朗。心灵不向他们发出声音，他们就一无所知。

　　象征诉诸于过去和未来。从象征中迸发出音乐。音乐绕过意识。谁没有音乐天赋，谁就会一窍不通。

　　象征能唤起心灵的音乐。当世界即将进入我们的心灵，心灵总会发出回响，当心灵成为世界，它又将跃身于世界之外。如果远距离的影响是可能的，如果魔法是可能的，我们便会知道，是什么事物把我们引向音乐。心灵的极度强烈的音乐鸣响——这就是魔法。受音乐控制的心灵使人神魂颠倒。魔力存在于音乐之中。音乐是一扇窗，充满魅力的永恒之流不断地从那里涌入我们心中，魔力也从那里喷涌出来。

　　从上文我们清楚地看到，“音乐观念乃是本质的象征”，“音乐最理想地表达象征”，“象征永远富有音乐性”；“象征唤起心灵的音乐”，又直接作用于心灵而产生“魔力”，使心灵体悟“永恒”；“音乐”与“象征”联袂，就加强了主体对世界承载的广度和深度，小宇宙（个体心灵）与大宇宙（世界心灵）便能够自由穿行。

　　交代了音乐与象征如何关联之后，别雷将话题拉回哲学认识之路以及尼采与新艺术。他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其一，“尼采不仅针对戏剧、而且针对整个文化提出了音乐精神必将觉醒的预言”，我们应当响应尼采的号召——抛弃理性的、抽象的哲学体验，追随酒神狄奥尼索斯（音乐精神的体现者，生命之神——本文作者），在充满象征的狂喜的迷醉中得到个人与本体世界融合的体验。其二，“哲学认识的发展从反面证明它应当服从于启示认识、象征认识”，象征认识必然是宗教的认识，因为“宗教乃是一个被持续揭示的象征系统”，而艺术正成为通向最本质的认识——宗教认识的道路。由此可见，象征主义作为一种体现象征认识的新艺术，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而是“一种征兆”“一个先声”，是“用来训练人类接受其后隐含之物”——本质的，承载着引导人们追寻生命的最终意义亦即永恒价值的使命，“思想危机之后紧跟着便是艺术不可避免地取代哲学作为人类的领航路标”。其三，与启示认识和象征认识相适应，艺术表达方式正经历着新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摸索中逐渐完成。尼采作为新哲学和新艺术的探路者，作为预告了新人形象和未来轮廓的充满智慧的狂人，他必然会受到责难，但是他应当受到如对耶稣基督一样的敬拜，因为我们正踏着他伤痕累累的躯体前进。

　　来到尼采主题，别雷开始采用象征文体所具有的语言特点进行思想徜徉。这首先体现在文章第一部分的最后，别雷将尼采哲学探索的受难之路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加以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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