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争尚未远去，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已经抵达中国，布尔乔亚审美也随之降临，人们在消费社会中欲望、迷失、坠落，活像福楼拜小说里描写的模样。拒绝进入20 世纪的尼采曾为时代病预言，大众盲从娱乐、精英盲从科学，两台“疯狂赛车”势必载着人类驶向绝望……《包法利夫人》《地下室手记》《悲剧的诞生》……19 世纪的“伟大心灵”中有对21 世纪的我们深刻的关照。
本书融文学批评于散文篇章，通过对19 世纪欧洲文学的讲读，再现欧洲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以期进入对“现代性”的复调式反思。“启蒙篇”以启蒙运动的发生与进化为线索，引出对现代体系和后现代策略的对位声部；“法兰西篇”与“俄罗斯篇”互为对照，呈现发达状态和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对现代体系的两种反应。“尼采篇”则是从西方思想史的大格局对现代体系的思辨和应答。
一部用中文写作的《文学讲稿》；一部秉承木心《文学回忆录》遗风的作品讲义；一堂丰富的西方文学精读课。
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史，本书从文本自身进入阅读，将西方文论精髓带入文本进行实践，用文学的讲法文学，妙趣横生。
三百年前的经典中埋伏着怎样的“草蛇灰线”？面对文学的丰碑我们该如何找到打开它的钥匙？跟随本书成为西方文学“优秀的读者”。文学如同海洋，万物在海底生长。
·阅读的女人危险·
与此同时，爱玛在修道院也毫无辨别地读了大量低劣的小说。这些小说“里面说到的是爱情，情男、情女，晕倒在寂寞的亭榭的落难的命妇、每站遭害的驿夫、每页倒毙的骐骥、阴森的森林；心痛、誓言、呜咽、泪与吻；月下的小艇、树丛的夜莺；公子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道德非人所能，衣饰永远修整，哭起来泪如泉涌”（《 包法利夫人》，第37 页）。如此的“爱情”描写，与“天上的情人和永生的婚姻”不是一回事，却同样使令爱玛感动不已。
婚后，她订了些专以女性为目标的浪漫杂志，一字不漏地吸纳所有的信息，包括所有的演出、赛马、茶会、歌坛新秀、上等裁缝的地址。她还买来巴黎市区的地图，用手指在地图上走，闲游于每条街巷，想象巴黎上层的豪华生活。她什么都读，只要和她现在的生活不同的，都感兴趣。
她和查理一起的生活无聊至极。爱玛的性格是不会满足于无聊生活的，而查理对无聊的生活却能心满意足。这正是爱玛不爱查理的原因。硬要说爱玛不忠诚，意味着否定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爱玛的问题，不在她该不该满足于和查理一起生活。从美学判断审视，爱玛的问题之一，是她热衷的读物反映着当时拜物拜金的布尔乔亚的风气；其中所谓的浪漫情调，赚人眼泪，是足以麻痹自主思想的毒品。悲伤就雨、高兴就晴的书，既不是好书，也不是真实生活。
爱玛审美力不足，不懂得需要和书中的人和事保持距离。没有适当的距离，容易被读物所洗脑、所控制。l9 世纪的法国女子受教育机会有限，爱玛的教育也是支离破碎，未能形成完整的思辨结构。自主能力不足，爱玛的浪漫主义就成了高尚和庸俗的混杂。
·写作的女人危险·
爱玛的复合式媒介，可比作她在写的一本杂乱无章的“小说”那本一直在写却一直写不完的“小说”。事实上，爱玛除了情书和借据，并没有写别的。她虽然没有成熟的写作能力，却买了一套精美的书写用具。所谓“小说”（因为福楼拜有所提示），是她在头脑里不断想象的无序书写。凭了先天不足的直觉，爱玛随时将一些人物、形象、风景、氛围添进她的“小说”。一个糟糕的读者怎么会是好的作者？
为了说明爱玛被挟持的欲望如何混乱和荒唐，福楼拜着重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她和查理受子爵之邀请参加派对，爱玛和子爵共舞，恍若重温书中梦境。读者爱玛一旦“验证”梦境的存在，作者爱玛便把梦境中的子爵写入她的“小说”。然而，很久以后，当爱玛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子爵的马车如风疾驰，擦身而过，怒吼的子爵和她“小说”中温柔的子爵判若两人。
在永镇，她“爱”上立昂，未及亲近，后者去了巴黎。情欲催生想象，立昂成为幽灵，俨然以救美的英雄形象进入她的“小说”。尔后，她和立昂长期偷情时，发现立昂不过是稍微聪明些的查理。
爱玛向往“未知的丈夫”，起初的对象是耶稣，是天上的王子，永生的婚姻，后来却是专门玩女人的罗道夫，是无智无勇的“小资”立昂。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迷惑爱玛的欲望，使她的“小说”越写越糟的，是混淆了高尚和庸俗的布尔乔亚的文化。
行骗的罗道夫、立昂之类，嗅觉特别灵敏，能很快察觉爱玛的无序“小说”，利用其中的情节、形象、词汇、比喻诱惑她，利用她的复合媒介诱惑她，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爱玛和立昂的私情堕落到极点时，她的媒介便暴露出自相矛盾之处。爱玛每次和立昂约会回来很晚，把查理赶到三楼，自己在房间里通宵达旦读那些“俗不可耐的小说，那些放荡不羁、暴力、流血的情节”。“有时候，奸淫重新燃旺她内心的火焰，她分外炽热，喘吁着、悸动着，充满了欲火。”低劣的小说完全支配了她的欲望？福楼拜笔锋一转，接下去写道：“她打开窗户，吸进冷空气，她过分沉重的头发在风里散开，仰望繁星，她渴望一位王子的爱。”
这位王子，是爱玛在修道院爱上的天上的王子，和前面低劣小说的情节形成强烈的反差。如今，天上王子的形象在爱玛心里已经模糊。他象征爱玛当年朦胧的精神追求，如今这心愿已随风而去。风很大，吹散了她的长发。
福楼拜专心创作《包法利夫人》达五年多（1851—1857）。这期间，他常写信给情人路易丝·科莱（Louise Colet）。1853 年12 月23日的深夜，他在信中谈到创作爱玛和罗道夫骑马的一节，说他替爱玛“做爱”累得精疲力竭，不禁感慨：“这究竟是夸大的自我满足欲在恣意横流，还是真的是一种朦胧却高尚的宗教本能？”（“Letters about Madame Bovary”，Madame Bovary ，第308页）
爱玛的复杂可归于欲望的复杂、欲望媒介的复杂、阅读的复杂、故事创作的复杂，件件涉及美学判断。福楼拜在爱玛的读书、读人、“写作”、别人读爱玛、别人读爱玛的所读所写等的情景之中，耐心地找出了现代美学和浪漫美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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