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思大师研究_南岳佛教协会_9787516197707

慧思大师是南北朝后期的一代高僧。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辗转于北方各地，最后选择了南岳，发愿度众，成就辉煌，且与其弟子智顗共同开创中国佛教最早的宗派天台宗，被尊为“天台三祖”。书稿乃是“中国南岳第三届千年佛教论坛暨慧思大师诞辰1500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精选出的论文集，共80篇。其中包括慧思大师的思想研究、慧思大师的影响研究、慧思大师与南岳佛教以及其他关于南岳佛教的研究。

　　“南岳是出祖师的地方。”这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对南岳佛教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南岳，人杰地灵，高僧辈出。唐代净土宗三祖承远、四祖法照，唐代律宗祖师惠开，华严宗祖师惟劲，宋代禅宗祖师慧洪，都曾在南岳弘法。直至近代，还有明真、巨赞、灵涛、宝生等一批高僧大德住持南岳。特别是慧思、怀让、石头希迁，更是享誉海内外，是千多年来一直受到僧俗敬仰的高僧大德。他们弘法利生的感人事迹，不仅是南岳佛教和湖南佛教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的骄傲。
　　慧思大师是南北朝后期的一代高僧。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辗转于北方各地，最后选择了南岳，发愿度众，成就辉煌，且与其弟子智共同开创中国佛教最早的宗派天台宗，被尊为“天台三祖”。慧思大师一生颠沛流离，多遭磨难而持戒严谨，注重苦修，止观并重，生于忧患，不忘初心，成为中国佛教祖师的典范。在湖南佛教史上，以“南岳”这一名山冠名的人物仅有两位，一位是慧思大师；另一位是怀让大师。“南岳慧思”“南岳怀让”“南岳寿山”在历史的长河中响遍了神州，不知引起了教内外多少人的心向往之。
　　所以，我们今天举办“中国南岳第三届千年佛教论坛暨慧思大师诞辰15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为了缅怀高僧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为契机，发扬祖师风范，促进佛教的自身建设，再开南岳的辉煌。而慧思大师作为南岳佛教的开创者，为我们佛教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第一大精神遗产，就是开创“止观并重”的天台宗风。中国佛教的各大宗派肇端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是中国历代祖师融合印度佛教经典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且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三论宗重思辨，天台宗重止观，律宗重戒律，华严宗重圆融，禅宗重自心，净土宗重他力。慧思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宗师，首先就在于他对于天台宗的奠基之功。在天台宗推崇的“天台九祖”传法系统中，慧思大师虽然是“天台三祖”，但天台宗自慧思开始，在教理上已经基本成型。慧思大师通过苦修和研习《妙法莲华经》《大品般若经》，证悟了“华法三昧”。特别是在南岳传法期间，完成了《诸法无诤三昧法门》《随自意三昧》《法华经安乐行义》《大乘止观法门》等理论著作，将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注重修禅和南方佛教注重修慧的传统结合起来，确立了“定慧双开”与“止观并重”天台教风。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说：“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之后，慧思的弟子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渐次”“不定”“圆顿”三种“止观”法门，从而使天台宗在教理上趋于完善。而注重禅修实践和理论创新也就成了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慧思大师集戒、定、慧三学一体而开创的天台教风，在世风浮躁的当今时代，尤其值得我们佛教界认真研究并继承光大。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第二大精神遗产，就是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佛教中就是“末法意识”，就是对佛教的命运怀有深切的危机感。慧思大师生活在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切身感受到了末法众生的种种业障。佛陀在《大悲经》中曾提到“正法”“像法”各一千年，之后便是“末法”时代；而《悲华经》中则提到正法一千年，像法五百年。但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以后，多数中国佛教徒认为那时已经是五恶、五痛、五烧的“末法”时代。慧思大师从三十多岁开始，因为其创新的讲经说法而多次遭到诸恶比丘及众恶论师的心生忌妒、不满而下毒害命，几至死地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艰难困苦的磨难中，慧思大师深切感受到了教团内部鱼龙混杂、是非不分的局面，切身感受到了人间的堕落与腐败、伪劣比丘横行于世，在国乱法难的危局中萌生了强烈的佛教危机感。作为“止观双修、解行并重”的一代高僧，慧思大师固然能为正法开出新气象，却为当时的流俗恶僧所不容，这在中国佛教史上虽非个案，但也不能不让人为之深思、为之痛惜。慧思大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百折不挠，发愿精进，成就了人生的传奇。正如他在《立誓愿文》中所说：“应常念本愿，舍诸有为事，名闻及利养，乃至恶弟子，内外悉应舍。”出于对佛法将灭的深切忧虑，慧思大师后来发心造金字佛经和创宗立说，是他为佛法长留人间的一种尝试。后来慧思大师的弟子静琬在北方刻造房山石经，也是在慧思大师“末法”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榜样总是蕴含无穷的力量。慧思大师忧法忧教、为法忘躯的慈心悲愿，体现的正是历代祖师“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护教情怀，值得我们广大佛教徒为之景仰效法。而我们要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就要有忧国忧教的情怀！
　　慧思大师留给我们佛教界的第三大精神遗产，就是严持戒律的自律精神。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慧思大师十五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出家后“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常坐综业，日惟一食”，可见他是一位注重苦行、严持戒律的禅师。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慧思大师特别强调：“夫欲学一切佛法，先持净戒勤禅定。”“欲求佛道持净戒，专修禅智获神通，能降天魔破外道，能度众生断烦恼。”正是因为以戒为本，慧思大师才能克服艰难险阻，获得神通智慧，降服天魔外道。戒律属“三学”之首，是正法久住的命脉所系，慧思大师的持戒精神在我们今天佛教的道风建设中尤为难能可贵。
　　近年来，佛教晃的一些负面新闻频频见诸媒体，进入公众视野。这些事件固然与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无关系，但归根结底则来自佛教界的某些僧人腐化堕落、不守戒律的邪恶风气。它犹如“狮子身中虫”，严重侵蚀了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赵朴老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的关于佛教“五个建设”的思想。必须加强佛教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而“以法为师”“以戒为师”，时刻保持“末法意识”、忧患意识，就是出家人的僧格所在。所以“僧就是僧，庙就是庙”，绝不能“僧像僧，庙像庙”！僧人必须持戒修行，具足威仪，必须讲人格、僧格、国格，而不能成为受人非议的“假和尚”；寺庙必须清净庄严，缁素归心，成为大众向往的精神净土，而不能变成商业谋利的工具和是非混淆的“名利场”。因此，必须将道风建设作为当前佛教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常抓不懈，这样佛教才会实现良性循环，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我们每一位佛教徒都有一份责任。我们纪念慧思大师，就是要珍惜历代祖师留下的精神财富，发扬慧思大师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始终保持佛教的“末法意识、忧患意识”，始终坚持学修并重、以戒为师，始终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精进不息，为湖南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续写新的篇章，为世界和平和国家富强及人民幸福多做功德。

　　《磨镜台文库：慧思大师研究（二上册）》：
　　在北方，慧思与朝廷，不甚合作。在北方时，慧思与地方官员关系比较融洽，信州刺史（及诸守令），许昌刺史，淮南刺史，光州刺史，南定州刺史，皆建立“禅斋”，多次“苦苦留停”，恭请他说法，讲说摩诃衍，如《般若波罗蜜经》等。慧思造金经，耗资巨大，诸州刺史亦很支持，捐献财宝，使慧思宏愿得以实现。没有地方官僚的大力支持，慧思在北方的弘法事业更难，影响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大。这是古代中国特有之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在多次被教内毒害过程中，地方官员怎样护持和化解，没有记载。笔者推断，这是因为，对不同学术派别，官方不好评判和干涉。而每次教内迫害，慧思总是首先忏悔自责，认为“责是宿作，时来须受，此私事也”，故而不想动用公器，对簿公堂。在那个没有明确的稳定的宗教法规的年代，这应该较为顺理成章。
　　随着慧思“游行诸州”，四处说法，影响日益扩大，也引起朝廷关注。朝廷曾诏敕全国高僧，延请他们进入皇宫（内台）供养，慧思也收到“国敕”，“唤入”内台，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学者。但面对如此荣誉，慧思的态度与众不同，“自量愚而无道，不肯随敕，方便舍避，渡淮南入山”。他采取与中央政府不合作的态度，退避三舍，隐于山林，对朝廷敬而远之。
　　慧思为何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呢？一是因为北朝政权的宗教政策摇摆不定，时而抬佛教压道教，时而护道教压佛教，时而两教同时打击。在慧思出生前的七十多年，发生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影响深远，阴魂不散。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令慧思预见“我法不久应灭”，与一个灭佛的朝廷苟合，自然不是慧思的选择。慧思的追求在《立誓愿文》中是旗帜鲜明的：我今誓愿，持令不灭，教化众生，至弥勒出，他的目标与理想，就是让正法久住。后来，北方果然发生了第二次大法难（不过慧思已逃脱），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可见慧思具有超强的洞察力与预见力，也证明他南下衡山的正确性。三是与慧思的修行方法与习惯有很大差异。慧思从青年时起，就爱独自修行，或“恒居林野”，或“心心专念入深山中”，甚至在“空冢”中读经行经，与官方人士如刺史刘怀宝共游，亦是“在山中”，爱与山林为伍。即使后来到江南金陵受到朝野钦慕，也不愿栖居繁华都市，而要回到偏远衡山修行，心向山林，从来不向往繁华宫殿。
　　而到南方后，慧思处理政教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预先安排，亲近朝廷。慧思于陈废帝先大元年（567），派遣弟子智与法喜等27人东下金陵，在京都弘法，上自帝王，下至王公大臣，广有接触，显示扶持国家之诚意。这也为慧思在南岳顺利弘法打下了良好基础。二是主动亲近。主动亲近“岳神”，其实就是亲近地方政府，尊重汉民族长期祭祀的天地山川等社稷之神，尊重传统固有文化。三是召之即往，长期交往。道士诬告，对簿公堂，慧思召之即往。在金陵，与僧正、大都督、别将军等宗教官员、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交往密切。与皇帝交往，赴饯行之重礼，接受“大禅师”的称号。之后，每年陈主三信参劳，热线不断，关系友好、密切。可以说慧思与朝廷共同打造了南岳政教和谐、宗教和谐的良好局面。
　　总之，朝廷实施善政，政策稳定，则亲而近之；朝廷实施恶政，或政策摇摆，则特立独行，敬而远之。这，就是慧思。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