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_周棉著_9787516199688

本书以民国时期政治和社会变迁进程为主要论述线索，按照清末—民国史的阶段性进程，建构大的纵向论述框架，以体现本课题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在各时段则以留学生群体的演变、角色和作用为基本考察内容，探讨本时段留学生和民国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

　　周棉教授的大著《留学生群体与民国的社会发展》即将由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推出，是学术出版界的一个好消息。在送旧迎新、鸡年即将到来之际，周教授告知我这个好消息，请我为他的大著写几句话。我与周教授联系有年，对他的索序，不好推脱。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封建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到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确立”，中国国家地位更降到“谷底”。东西方列强更是磨刀霍霍，疯狂地要把中国豆剖瓜分，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并没有奴颜屈服，没有跪倒在东西方列强的铁蹄下呻吟，而是发愤为雄，存亡继绝，立志振兴中华。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演变，就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挣脱列强奴役，捍卫国家主权，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百余年的留学史就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按照我的理论，近代中国历史度过了“谷底”之后，慢慢呈现“上升”趋势，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出现，总体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上升”趋势表现形式之一。
　　最先走出国门的是容闳和他倡导的留美幼童。作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驱，容闳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倡导、促成了中国官派留美运动，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之先河，更在于他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试图用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西学东渐记》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是他爱国思想和兴国远见的集中概括。他带出去的学生虽然数量不多：四批幼童120人，但是大都学有所成，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为国家的体制转型和社会的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如唐绍仪，曾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在邮传部、外务部任上，他就为国家利益同列强反复争衡；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议和中，作为北方代表而趋同于南方主张，力主清帝逊位，实行共和；出任总理以后，为坚持《临时约法》而不惜与老上司袁世凯翻脸直至挂冠而去。至于詹天佑修筑铁路的事迹，在今天的中国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其实，需要强调的是，在留美幼童和随后的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中，还有一批在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其中在马尾海战中牺牲的幼童是“扬武”号枪炮官六品军功杨兆楠、“扬武”号枪炮官六品军功薛有福、“扬武”号枪炮官七品军功黄季良、“振威”舰二副六品军功邝咏钟。在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是幼童陈金揆和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一批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的海军军官。他们都是近代中国最早站在反对外来侵略第一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从他们开始，中国留学生爱国主义的主流和本质得到彰显和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甲午战争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了第一批官派学生到日本留学。甲午惨败，中国学生要到日本去看看到底是何原因，日俄战争，日本取胜，中国国内废除科举制度，中国的留学运动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新阶段，清末留日大潮是一个明显标志。1905年底，留日学生人数约8600人，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1906年大约也有8000人。从1896年中国官派留日开始至1937年，留日学生大约有十万人之谱。从此，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脱亚人欧，成为亚洲唯一的初步现代化的强国，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理论学说的出版物比比皆是。在这里，留日学生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学到了许多在国内封建专制的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包括经日本人翻译、删节或改写的西学理论，并通过创办的各种刊物如《浙江潮》《游学译编》等，向国内广泛传播。他们研究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增强了国家兴亡的危机感和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并形成了多种政治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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