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而且直接牵动着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以上三个专题，成为上中下三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书中所说的“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

　　“新教育场域”，其实是指“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书中的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变化走向，取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场域和局势变化。本书通过三个关键片段，对新教育在中国产生、早期发展的艰难过程给予深入研讨，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中国近代社会，揭示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观察到的侧面。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导言】
　　一百年前，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蔡元培洞察趋势、力挽狂澜，养成了中国大学的浩然正气。五月四日，是北京大学的校庆日，今年也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百周年，本文选摘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应星《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一书，有关蔡元培八次请辞北大校长，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的艰难实践。在“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以其个人魅力，借社会运动之势，为北京大学成功地构筑起了防止政治干预的学术堡垒。

引论
上 篇
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
——1895-1913年的湖南
一、导言
二、科场场域与1895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一）科场场域的成型
（二）科场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系
（三）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
（四）湖南社会的地方性因素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三、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与科场的衰败：1895-1905年的湖南社会
（一）新旧文化资本的竞争
（二）“原子式竞争”下的士绅惯习
（三）废科事件的发生
四、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与后科场场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会
（一）学堂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二）学堂：作为新文化资本的支配结构
（三）学生的反体制冲动：一种特殊的惯习的形成
五、小结
中 篇
北京大学：“学术社会”的兴起
——1917-1923年
一．导言
二．蔡元培到任前的学术风气
（一）清季民初学术风气的演变
（二）北京大学1917年前的学术风气
（三）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和“学术至上”的理念的确立
三．“兼容并包”与大学作为现代学术中心
（一）兼容并包与“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二）兼容并包与新旧激战：以林（纾）蔡（元培）之争为例
（三）从地缘到学缘
（四）严限校外兼职，促使“专研学理”
（五）从“学无定业”到“学在大学”
四．“教育独立”与大学作为学术自治场域
（一）大学与政治干预
（二）大学与经费保障
（三）大学与宗教束缚
（四）大学与实业活动
五．“休戚相关”与大学作为学术兴国基地
（一）大学的高深追求与社会基础
（二）大学的学术使命与启蒙责任
（三）大学的第一要务与学生运动
六．“养成人格”与大学作为科学话语共同体
（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与“以美育代宗教”
（二）分类与会通
（三）同一学科里的“两种文化”
（四）科学话语与学术自主
七．小结
下 篇
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
——1922—1926年的江西
一．导言
二．“盗火者”、“深耕者”及其“搭桥者”
三．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
（一）改造社与世家出身的“国民党系人士”
（二）改造社与广信府地区
四．南昌一师：网格状的革命网络
（一）网格状的革命网络
（二）师范学校与网格状革命网络
（三）南昌一师与世家出身的“国民党系人士”
（四）南昌一师与鄱阳湖区域、赣江流域
五．小结
结语
征引文献

　　教育独立是蔡元培办学的至高理想。要追求这一理想，首先就体现在教育要与政治、与政党保持距离。因为，在他看来，教育是个性与群体性同样发达，而政党为了某种特别的群体性而抹杀个性；教育求远效，而政党求近功。因此，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蔡元培的思想与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1915年发表的关于学术自由的宣言是完全一致的。那些“起草《1915宣言》的教授们把大学视为独立于勾心斗角的外部世界的一个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论坛。”《1915宣言》最初主要是保护教授的思想自由的，到后来，大学的自治也被纳入其概念范畴。
　　实际上，阻止政党或其他政治力量的干预是大学实现学术自由最重要的外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就根本无从谈起学术共同体的塑造。在蔡元培治校的前期，主要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辞职来阻止政治力量对大学的干预。
　　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长任内有过八次请辞（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1919年12月；1922年8月；1922年10月；1923年1月；1926年7月），前七次均发生在他实际主持北大校务的时期，平均不到一年就要请辞一次。陈独秀有一次曾经批评蔡元培的辞职之举只是抗议政府腐败的消极做法，但这种说法失之简单。蔡元培曾自述作事“必先审其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然后定其举止。”
　　他的辞职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在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对可能与不可能、应为与不应为的审慎考虑。我们从他的辞职中既可以看到大学自治所面临的外部限制，也可以看到蔡元培如何运用辞职来遏止这些限制。他的请辞既是这些外部关系作用于大学的结果，同时又是他用以调整这些关系的基本手段。我们可以对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辞职事件作一细致分析。
　　在蔡元培的数次请辞中，1919年5月的这次是最坚决的、也最复杂的一次。他从辞职到最后回校复职，历时四个月，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他个人的辞职事件最后演变成了作为“五四运动”续曲的“挽蔡运动”。在此过程中，蔡元培以其全部的个人魅力，借社会运动之势，为北京大学成功地构筑起了防止政治干预的学术堡垒。
　　蔡元培此次辞职事件前后可以分为四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从蔡元培5月8日递交辞呈到5月20日他答应有条件的复职。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积极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回校。第二天，鉴于他本人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蔡元培提出了辞职。其实，就在同一天，把持北京政权的安福系已经决定要撤蔡元培的职，以桐城派马其昶代之。只是由于教育部长傅增湘拒绝副署而未能发出此道命令。5月9日，蔡元培离京。临行前，为了避免他动员学生要挟政府的嫌疑，他特地登报声明：“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以此表明，自己是因为苦于应接不暇的烦忙而想辞职休息的。不过，他在10日发表的《告北大同学诸君函》中却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10日，以北大师生为核心的挽蔡运动拉开了序幕，其中对政府压力最大的就是北京各高校校长一并辞职，北京高校全体罢课。13日，蔡元培在北京《晨报》发表了《在天津车站的谈话》。这份谈话综合了他前面关于自己辞职的两种说法：他辞职既是为了保全学生、保全大学，也是因为不耐杂务。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14日发出挽留蔡元培的指令。19日，北大经济学教授胡钧登报声明安福系将任他为北大校长纯属谣传。20日，蔡元培给政府发电称：“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这即提出了他复职的条件：对参与运动的学生不予追究。
　　第二个回合是从5月26日他称病拒绝回京赴任到6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仁源为北大校长。尽管各方都催促蔡元培复职，但蔡元培在上海和杭州观察了数日，决定托病不出，静观事变。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缘由，由他最重要的智囊——汤尔和一语道破。汤尔和在给他的信中说：“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紧张态势下，若蔡元培回京化解不了政治危机，会被认为是无能；若他回京解决了问题，又会被视为莫大的政治威胁，因此，宜静不宜动。蔡元培拒绝北上的决定惹恼了安福系，他们遂发布命令，让胡仁源取代蔡元培。安福系放弃了马其昶，估计是担心马其昶当年积极参加过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若接任校长会招来太多的反对。而胡仁源曾是蔡元培的学生，也曾在蔡元培掌校前代理北大校长达三年之久，无论是其与蔡的关系，还是其资格，都使其可能顺利接任校长。而上海、南京的一些教育家开始筹划将新文化的中心南移，必要时甚至准备将北大迁到上海去。
　　第三个回合是从6月6日北大发起拒胡挽蔡运动到7月9日蔡元培回电教育部应诺在病情好转的情况下复职。安福系没有想到任命胡仁源之举立刻引起了北京学界的强烈反对。而蔡元培于6月15日写了一个“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从他在宣言中一连用了三个“绝对不能再作……校长”，我们可以感受到，蔡元培这次的请辞，并不仅仅是抗议的姿态和手段，政治对大学的横加干预已经使他实在不愿再在夹缝中受累了。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干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行政干预，另一个方面是政治干预。所谓行政干预，指的是大学校长成为由政府任命的半个官僚，大学与教育部被处理成官僚隶属关系，因此，大学内部的大小管理事务稍微破例，就必须呈报教育部批准。所谓政治干预，指的是大学缺乏保障思想自由的外部环境，因此，对北大的教育改革，不仅教育部可以干涉，而且外交部、国务院、参议院也可以横加指责。比如，蔡元培为辞退北大不称职的外籍教员就屡遭外交部质问。
　　蔡元培在文中表明：只要这些政治干预尚在，他就不可能再任那个不自由的校长。由于蔡元培弟弟的劝阻，此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另由他弟弟代登了一则启事，继续称病不出。在学界的重压下，教育部于6月17日将尚未上任的北大新校长胡仁源含糊地“调（教育）部办事”。6月28日，教育部和北京学界派人专程到浙江请蔡元培复职。7月9日，蔡元培答应等身体康复后复职。表面上他仍是在坚持原定的延缓回京的作法，但实际上，一项日后对北大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决策已经在酝酿之中。
　　第四个回合是从7月14日蔡元培决定请蒋梦麟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校办事到9月1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在汤尔和的提议下，蔡元培决定请蒋梦麟代表他北上代办北大校务。7月16日蒋梦麟准备启程赴京。而7月17日，在安福系的操纵下，北大个别学生和一些社会人员企图搞“迎胡（仁源）拒蔡（元培）”，结果遭到许多北大学生的痛击。7月23日，北大学生召开了欢迎蒋梦麟的大会。7月30日，安福系被迫将胡仁源免职，却又想鼓动蔡元培在中国教育会时代的老友——蒋智由来任北大校长。9月2日，蔡元培致信蒋智由，称蒋若为北大校长，“可为教育前途幸”。6日，蒋智由发表《入山明志》，“驰书决谢（提名），必不往就，坚如磐石”。12日，蔡元培回京。20日到21日，北大学生、教职员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分别召开欢迎蔡元培复职的大会。至此，北京政府将蔡元培撤职的图谋完全失败。
　　从这四个回合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可以领略蔡元培处理政治问题的高超智慧。可以相信，蔡元培不愿为俗务所累、为官僚所困的心情是真诚的，但是，如果只想简单解脱了事而不顾及政治后果，就成了意气用事。蔡元培说“教育事业应该完全交与教育家”，其实，这句话还不全面，应该说是：“教育事业应该完全教与有政治智慧的教育家”。
　　实际上，蔡元培要谋求大学自治，并非是要使大学完全非政治化。相反地，他把大学本身看作是立足根本、着眼长久的政治。在他看来，“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既然在教育界深受政治不良之影响，故有不能不容喙于政治之觉悟，然自身仍从教育进行也。”
　　在风雨如磐的时代里，要使大学抵制政治的干预是异常艰难的。只有蔡元培这样既懂教育又懂政治、“托政治于学术”（吴稚晖语）的人才能做到审视度势，保全北大。无论是蔡元培的一意辞职，还是他的有条件复职，或是他的拖延回京，其着眼点都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名位，而是为了打造在政治上相对独立的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北京学界。如果政府可以随意撤换北大校长，那它们自然可以干预北大的校内事务，也可以干预其它任何一所高校的内部事务。这正如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职教员联合会给胡仁源的信中所说的：“现在学界公意，认为欲回复教育原状，非各校校长一律复职不可，欲各校校长一律复职，尤非北京大学蔡校长真能复职不可。是蔡校长复职与否，为北京学界全体问题，既非北京大学一校问题，尤非蔡元培个人问题。”
　　安福系想推出的四位北大校长人选马其昶、胡钧、胡仁源和蒋智由一一落空，这足见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学界已经隐然成形为较为独立的场域。
　　更为重要、也更为精彩的是，蔡元培不仅能够抵制政府对校长人选的随意安排，而且还为北大校长之位今后掌握在真正的教育家手中做好了充分的铺垫。我们再回头来研究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6月中下旬，胡仁源被“调部办事”，教育部、北京大专校长团、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师生均派代表来杭州请蔡元培回京。蔡元培此时若回京已经稳操胜券，他为什么还不答应立即启程回京复职？是他的架子太大吗？还是他的病真的还没有好？
　　当然这两者都不是。蔡元培的人格魅力之一就在于他从不摆那些虚饰的“架子”；而有政治权谋或政治智慧者的称病从来不会仅仅为病称病。蔡元培之所以拖延回京，主要是为了向外界推出他看中的未来的校长人选——蒋梦麟。
　　不须讳言，蒋梦麟是浙江人，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是汤尔和推荐给蔡元培作其代表的——这些也许会让人以为蒋梦麟的出现只是蔡元培操弄学术派系政治的结果。但如果这样去看问题，那就是把蔡元培的思想高度降到了汤尔和、胡仁源的层次上。
　　同乡也好，昔日的学生也好，这些只是为蔡元培选人提供了地理的和历史的机缘而已。在我看来，蔡元培真正看重蒋梦麟的是这样三点：
　　其一，蒋梦麟在美国留学长达9年，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1917年以关于中国教育原理的研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他回国后发起并领导了新教育改革运动，主持在知识界广受欢迎的《新教育》期刊。他这样的经历，称为“真正的教育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其二，蒋梦麟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有很高的认同和较深的理解。蒋梦麟7月23日在北大学生欢迎他的大会上说话得体，并对蔡元培的精神作了三点阐发。素来在日记里不录溢美之辞的蔡元培破例将其说法记了下来，可见他对蒋梦麟说法的欣赏。由蒋梦麟来继承蔡元培在北大开创的办学风格，蔡规蒋随，这应该是有保障的。
　　其三，蒋梦麟办事谨严干练，在这点上甚至强过蔡元培。我们再对比一下蔡元培以往在北大治校的两位主要助手——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长于开创思想新风，短于治事，且当时已经离职。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思想稳健，热心教育，但他当时作为新文化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首领人物屡受旧派和保守派的攻击，且胡适当时处事也不够老道。
　　蒋梦麟本来是主张在蔡元培不复职的情况下就将北大南移的人。但在蔡元培准备复职后，蒋梦麟作为一个研究教育出身、认同新思想和新教育却又未置身在风口浪尖、待人办事周到老练的人，就被蔡元培视为最好的接班人。
　　事实最后证明了蔡元培的深远眼光。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为北大在中国教育和学术上所创造的高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蒋梦麟在北大起步的舞台，正是由蔡元培所精心搭建起来的。蔡元培选择在1919年那个斗争的紧要关口推出蒋梦麟是非常有眼光的：因为“代理蒋君到校以后，内之教职员及学生，均表欢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牍承认，正可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而校内留任的教授们在此当口“必能蒙其鉴谅，而必能与蒋君和衷共济，以尽力于北大”。
　　大学自治最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大学校长由谁来任命、根据什么来任命的问题上。蔡元培凭借着个人的魅力，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北大校长的校内推选权，并为北大两代校长的交替做好了铺垫。蔡元培的这次辞职也因此成为成功抵制政治干预大学的范例。
　　这次辞职事件还促成了蔡元培在争取大学自治的方式上的转折点。辞职之所以成为蔡元培抵抗政治干预大学的重要手段，这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个人极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个人魅力。尽管教育部的大小官员可以对北大指手画脚，尽管政府要员可以为北大的内部事务来质问校长，但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德国留学生、革命元老和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这些文化、政治和历史光环使他的大学理念和主张难以被一般的政治人物所撼动。他的辞职本身更会成为还击对大学妄加干涉的政治势力的有力武器。
　　不过，蔡元培从这四个月的拉锯战中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把北大甚至整个北京学界的命运系于他一人身上，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为此，蔡元培在治校的后期开始从内外的制度设计上来谋求大学的自治。
　　蔡元培首先在校内加快推行教授治校。在此次辞职前，蔡元培已经推行了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制度，前者是给教授代表和各科学长以校内立法和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如决定学科废立，提出学校预算，制定和审核学校条令，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后者是由教授来推举系主任、决定教务（如课程设置，选择教科书，考核学生成绩等）。在1919年9月回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他进一步提出要组织行政会议，使行政事务也采取合议制。
　　而后蔡元培又在北大设置了教务长和总务长，分管教学和事务，而这二职均以推选的方式在教授中产生。这样一来，谁来当校长，其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无法任意办事。这样，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也使校长不至于成为众多野心家所争抢的目标。
　　蔡元培而后进一步企望在外部制度上确保大学的自治。他在1922年的“教育独立议”中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如全国实行法国的大学区制，使各学区的大学来统领教育行政事务；大学校长由大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教育部不得干涉大学区和大学内部事务；教育总长一职的任命反而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会议承认；各区教育经费从本区抽税充用，等等。
　　1927年6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教育部改为大学院，地方上实行大学区制，首先在浙江、江苏两省试行，然后逐渐向全国推广。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但大学院所实行的教育改革方案仅仅是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设想中的一部分，即大学区制。即使是这个模仿法国的学区制，也很快宣告失败。有学者分析了其中的几个原因：模仿失当，变更太骤；政治不稳，基础未固；留日派的激烈反对；教育独立与党化教育的冲突；经费不足；以及与最初一同倡导大学院制度的老友张静江、李石曾的失和，等等。
　　其实，这位论者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党国一统天下的时候，谋求教育独立近乎异想天开。大学院制度得以试行，仅仅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已。因为1927年正是蒋介石政权与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政权处于尖锐对立的时候，由于蔡元培等几位元老支持了蒋介石，所以，他们提出的大学院倡议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但这种建立在政治权衡和个人声望的体制实际上是难以持久的。1929年，大学区停办，大学院重新改为教育部，只有中央研究院得以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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