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大量鲜见的历史档案资料，采图文互动的方式，反映了日本在世界一战中出兵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到1928年4月下旬再次出兵山东，制作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以及中日双方围绕上述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斗争。
综 述
（一）
为摆脱外来压迫和发展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民族振兴和巩固统治的目的，日本明治政府从1968年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全方位改革：在政治方面，通过废藩置县、废除等级制度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军事方面，通过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常备军（皇军）、改进武器装备、设立军事院校培养军事人才、对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等措施，建立了近代军队；在经济方面，通过改革币制、土地制度、地税和殖产兴业等方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文化方面，通过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西方著作等让日本人认识、了解和接受西方文明，通过实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培养和造就人才；在社会生活方面，大力吸纳和推行西方的风俗习惯，全盘西化。而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
“一八六八年打倒德川幕府后建立的天皇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极富侵略性的”，在“武国”方针的指导下，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便开始谋划以对外侵略扩张日本边境线为宗旨的“大陆政策”，具体步骤大致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与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到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日本基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初步建立了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武装警察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大陆政策”也开始付诸实施。
在侵华步骤的实施上，日本最初做法是仿照西方列强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70 年10月，派使臣柳原前光到中国要求订约，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之下，腐朽的清政府竟然答应了其要求。1871 年7月，日本议约专使、大藏卿伊达宗城和副使柳原前光来到天津，与清政府特命全权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行谈判；9 月13 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条、《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33条，日本由此获得了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为打开朝鲜大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871年底，发生了琉球渔船遇到飓风漂流至台湾被高山族民众误杀的事件，当时琉球是中国的属地，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台湾的侵略。1872年，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王；1874年2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台湾番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在长崎设立了侵台军事基地；又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兵3000进攻台湾。3月23日，日军在台湾琅乔强行登陆，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随之在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居，并作为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基地。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匆忙调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部署防务。面对清军的防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沉默，加上本身的军力、财力等均十分有限，日本不得不暂时停止武装侵略的步伐，转而寻求外交讹诈。为此，日本先是委派柳原前光为驻华大使，于1874年7月31日到达北京；8月初，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谈判。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后，对清廷大肆威胁恐吓，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清政府总理衙门与之签订了《台事专约》（又称《中日北京专条》），中国赔银50万两，并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日本从台湾撤兵，给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
从1878年开始，日本又先后发布了《军人训诫》（1878）、《参谋本部条例》（1878）、《军人敕谕》（1881）、《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教育敕谕》（1890），建立了宪兵制度（1881），到1894年与英国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时，日本已经建成了一支22万多人的新式陆军和一支五万吨的新式海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各领域也全面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欲望益愈膨胀。
“日本至迟在一八九四年初即已着手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口实”。而恰在这是，朝鲜发生了在秘密结社“东学道”领导下展开的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农民起义。日本随即阴谋利用这次农民战争达到吞并朝鲜的目的。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得到了明治天皇的许可；6月5日，日本陆战队400余人以护卫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向朝鲜出发，10日占领汉城。日军后续部队分批行动，先后赴朝，到6月底，在朝鲜的日军已达到10000人左右。7月23日，日军一联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了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和闵妃，扶植了以大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7月25日，大鸟圭介更是迫使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的所有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同日，日本未经宣战就突然袭击了在牙山口外行驶的中国军舰“广乙”和“济远”，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15日，日军占领平壤；9月17日，黄海大战爆发，北洋海军损失惨重，日本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9月21日，清军退回鸭绿江，日本控制了朝鲜全境。此后，在清政府的全力求和中，日军步步紧逼，将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
1894年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向清军发动进攻，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鸭绿江防线全部崩溃；同日，日本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7日，不战而得大连湾；22日，旅顺陷落，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1895年1月20日，日军25000人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月3日，占领威海卫城；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虽然日本在战场上进展迅速，但毕竟国力有限，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遂于1895年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谈的要求；3月，清政府根据日方的意愿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3月20日和谈正式开始，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后在三国干涉还辽中还给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和一系列在华特权，并得到了2亿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还回辽东半岛时又索取了3000万两赎还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二）
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青岛，将整个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得对山东半岛垂涎已久的日本极为不满，为了同德国竞争，日本多次派出军政要员到青岛和山东半岛进行调查，1913年3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到青岛访问的日本要员就有日本旅顺民政署长吉丰次郎，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外务省书记官芳泽谦吉，驻南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贵族院议员德川庆久、蜂须贺、茂韶曾我，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等；日本第二舰队也曾到青岛寄泊。为了窥探德军的情况，日本还有计划地派遣特务进入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刺探情报，日本商业势力也开始向青岛扩张，为此后入侵和殖民山东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长期奉行对外殖民侵略政策，造成了日本政府的军事费用和海外殖民地开支负担过重，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便在国内实行重税、高额地租和低工资政策，广大民众生活极为贫困，社会各阶层要求自由民主、反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护宪运动”持续发展，社会局势和政治局势动荡不稳，1912年底至1914年初曾三次更换内阁。恰好这时，欧洲爆发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得到德国支援的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战的爆发，有效的转移了日本人民的视线和注意力，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府自信地认为这是帮助日本统治者摆脱国内危机和独霸中国的大好机会，于是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并于8月23日向德国宣战，随即出兵山东，挑起战端；11月7日，驻守青岛的德军投降，日英联军占领青岛。
日德战争结束后，1914年12月20日，北京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立即取消战区和撤退军队的要求，遭到拒绝。但迫于全国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复杂，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1月7日照会日、英驻华公使，宣布取消战区，恢复中立状态，日本再次拒不接受。不仅如此，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要求，意欲独占中国的权益，此举招致中国国内外爱国力量的一致反对，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中日双方经过五个多月的交涉，5月9日袁世凯宣布接受“二十一条”，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
日本占领青岛后，为了强化对山东的控制和掠夺山东的资源，设立了直属天皇的青岛守备军司令部，1917年改设民政署。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军政管制，并以独占山东的有力条件干涉中国内政，培植亲日势力。在经济上，通过控制胶济铁路、青岛港、胶海关，实施以青岛为基地沿胶济铁路扩张的计划，大肆进行经济统制、资源掠夺和资本输出。在社会方面，鼓励日本人移居青岛，投资设厂，在青岛市市场一路、市场二路、市场三路、聊城路、临邑路一带形成了日本侨民集聚区，被称为“新市区”；形成了以聊城路、堂邑路、辽宁路为中心的日侨商业区。在文化方面，大力开办各种侨民学校，推行奴化教育；扶持报刊、出版等文化事业发展，营造殖民统治所需的文化氛围。
在日本的统治和掠夺下，青岛的经济命脉被掌控，山东农村的经济和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各种资源被疯狂掠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进程大大受阻，整个山东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深。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战败而宣告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但却遭到了日本的抵制。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但这次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会议实际上却是一次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在英、美、法等国家的纵容下，会议竟然同意将青岛及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迫使山东问题暂时搁置下来。
“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反日斗争继续深入发展，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收回山东、青岛主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同时，巴黎和会所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虽然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战胜国在西方的相互关系，但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仍然很尖锐。“一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注意力重点放到了争夺在华利益上，从而加深了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改变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在中国问题上日益膨胀的美国提出了召开太平洋会议的建议。在这种情况，日本被迫放弃了永久霸占青岛、控制山东、干预中国的野心，转而同意以谈判方式解决交还青岛及山东主权问题。在直接交涉受阻的情况下，日本无奈的参加了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也称太平洋会议），在这次以“限制海军军备和远东及太平洋区域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上，日本极力阻挠山东问题的讨论。在美国的设计和美、英等过的调停下，日本不情愿地接受了华盛顿会议“边缘谈判”的安排，与中国代表讨论了山东问题，谈判自1921年12月1日正式开始，历时两个月，1922年1月31日达成最终协议，2月4日双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根据华盛顿会议达成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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