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19）:“慰安妇"与性暴行_苏智良陈丽菲编著_9787547414743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期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国家实施的反人类的战争罪行。本书作者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海南、台湾、香港等 24 个省区，以及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冲绳等地，调查研究 22 年，以广泛翔实的档案文献、报刊杂志、战史图片，参以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田野调查口述实录，展示了慰安妇制度在中国的实施过程及其暴行。此书是目前慰安妇研究领域内，图片资料采集与研究面最为丰富、细致，因而也是*权威性的著作。

综述

本卷所叙述的，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慰安妇制度，以及对中国妇女的一般性暴行。

慰安妇，在目前的研究语境中特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被强迫为日本军队充当性奴隶的受害妇女群体。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无可辩驳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现在，在欧美语境中，英文Comfort Women（慰安妇）这一缘起于日本原有单词的委婉表述，日益为直指其罪恶本质的Sex Slaves（性奴隶）所替代。

（一）关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

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第一阶段为1932年1月到1937年7月，日军慰安所在上海、东北等地相继出现。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国力大增，逐渐走上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1918年3月，为阻止苏俄军队的东进，英、法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对苏俄实行武装干涉，日本也乘机出兵，入侵中国的北满及与之毗邻的西伯利亚。三年间，先后共有11个师团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和苏俄远东地区。在侵略苏俄的过程中，日本的娼业主得到军方的特许，带领妓女随军行动，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尽管如此，仍发生了大量日军强奸事件，导致军队中性病流行。据日军估计，有10%20%的日军官兵患有性病，总数达1.2万人，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战斗伤亡人数。这次性病大流行极大地震动了野心勃勃、正在走向战争之路的日本军方。此后，日军高层便殚精竭虑地思考，在未来战争中如何防止因性病而削弱部队战斗力的对策问题。日本海军的《海军军医会杂志》、陆军的《军医团杂志》等刊物频频发表专业文章，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即应尝试建立一种由军队控制的有卫生保障的性服务制度，以解决日益庞大且海外派遣增多的士兵性欲问题。

自清末以后，上海便成了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上海东北角的虹口地区。为了满足士兵的性饥渴，给士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最迟在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已经在虹口选择了大一沙龙等四家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大一沙龙慰安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查找到了大量人证物证。经过学者的努力，该慰安所旧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已经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实施保护。大一沙龙是目前相关资料中记录时间最早的日军慰安所。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日军慰安妇制度开始向强征非日本女性，即强迫亚洲各国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方向发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并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为此，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实施增援。至3月，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为防止因大规模强奸事件导致的性病泛滥和军纪败坏，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决定仿效在沪日本海军的做法，从日本关西地区招募一个陆军慰安妇团，并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战斗前线，建起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该慰安妇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次有组织地发起并参与慰安妇制度建立的行动，且成为日本战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与日后的样板。

此后，在上海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一直经营着慰安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也在东北各地设立了面向关东军的慰安所。

第二阶段为1937年7月1941年12月，日军慰安所在中国占领地得以全面推广。

日军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根本动力是侵略战争的全面展开，南京大屠杀是其全面实施这一制度的转折点。1937年，日本先后制造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暴行，大量无辜妇女遭遇奸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日益严重的性病面前，日军高层开始加紧实施慰安妇制度，于是，在上海、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

上海杨家宅慰安所是日军上海派遣军直接设立的大型慰安所，其慰安妇多达百余人。经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与实地调查确认，设在上海的各种慰安所至少有160个。南京也是日军设立慰安所较多的城市。2003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来自朝鲜平壤的受害者朴永心来南京，确认了她当年的受害地利济巷慰安所。目前各方的研究证实，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至少有50个。此外，杭州、武汉、广州等地也是日军慰安所设立较多的城市。

第三阶段为1941年12月1945年8月，在中国占领地推广慰安所的同时，日军还在东南亚各地设立慰安所，以及日军慰安所的覆灭。

随着战争的延续，慰安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广泛设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占领区域扩大，慰安所的设置范围也从中国大陆扩大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马来亚、越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东部诸岛、日本本土等地。

这一时期的日军慰安妇，除了从中国、朝鲜、日本强征来的性奴隶外，还包括东南亚各地的妇女，甚至在东南亚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妇女也难逃厄运。

在台湾，慰安所的设置北以艋舺、西门町、北投为主要集中区，南则多在台南新町。当时，台南的小梅园慰安所，是日军神风特攻队出发前必去寻欢的场所，嘉义朴子东亚楼也是日军指定的慰安所。1944年太平洋战事吃紧后，台湾各地都设有日军特攻队，慰安所也大量增加。从文献资料来看，日军在台招募慰安妇主要通过掮客等方式，以担任护士和从事食堂工作等名义诱骗或迫使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据台湾学者初步估计，台湾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至少有2000名。

（二）日军慰安所的类型

就其所属关系、性质和经营方式而言，日军慰安所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军队直接设立的固定慰安所（也称之为军慰安所），如1938年初在上海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就是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的。汉口日租界的滨江大道旁建有海军直属的慰安所，广州、济南、南宁、桂林等地都有日军直营的慰安所。日军在北起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南至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东起辽宁，西至云南中缅边境的广袤的中国占领地设立了数以千计的直营慰安所。从现有资料看，军队自行设立的慰安所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可以是方面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甚至是警备队或小队。当军队转移时，他们通常会强制慰安妇们一同行动。

第二种形式是日本侨民开设的慰安所。这种由日本侨民在军方命令或支持下开设的军督民办慰安所，数量非常多。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一些妓院主便带领妓女来到中国东北，在关东军营舍周围设立大量供军官使用的料亭和供士兵使用的游廓，其驻地旁边形成了花柳街。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花柳街推广到中国和亚洲各地，遍布大城市和偏僻乡村。这些慰安所老板往往通过贿赂军官而获得开设慰安所的特权，以牟取暴利。而军方也由于在战争中无法兼顾所有战地慰安所的建立，加之有掩盖军方直接建立慰安系统的必要，故积极倡导日侨来经营慰安所，如上海江湾的一些慰安所，武汉东山里、积庆里的12家慰安所及斗级营的20家慰安所，南京的华月楼慰安所、汤山高台坡慰安所，以及海南各地的慰安所等，这些都是日本人经营的。被称为上海日本海军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便是由日本东部海军特别陆战队与日侨坂下熊藏在1939年签约，由海军提供房屋、开办费以及所需物资而设立的，并明确慰安所的所有权归日本海军，坂下只有经营权。

第三种是由日军指定使用的民间妓院形态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是汉奸、朝奸受日军指令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其个别慰安所除日军外，一般日本人也可以利用，如上海的大一沙龙，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对日侨开放，北平宣武门内六部口的人民俱乐部、南京傅厚岗和铁管巷的慰安所、芜湖凤宜楼慰安所等也是如此。

第四种是日军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其中有设在火车、卡车和轮船上等多种。1938年春，日军第十一兵站司令部遣送一批慰安妇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杭州，这列火车便成了沿途日军部队官兵的流动慰安所。慰安所的管理者通常用卡车将慰安妇运至部队驻扎地，然后用木桩和毛毯围起来，或用木板搭成棚子，作为临时慰安所。有的日军慰安所兼有固定与流动两种形式，如三亚市、海口市的日军慰安所，除了接待当地日军官兵外，还要每月分批到偏僻的兵营、据点巡回慰安。按照日军命令，海南那大市慰安所将慰安妇组成几个分队，随时前往周围的日军据点。甚至还有将一镇强行指定的女性分成一慰安组，平时住家，每周轮流去炮楼中的固定地点完成慰安任务。

（三）关于中国慰安妇的人数研究

尽管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军队有计划甚至按比例地配备了慰安妇，但前线的日军部队在缺少慰安妇的情况下仍迫不及待地就地掳掠、强征当地妇女，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且被掳妇女数量非常多。由于战败时日本政府及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全部历史文件，要准确掌握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和数量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数据的分析作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例如，根据作战计划，1941年，关东军准备动员70多万人的军队和2万人的慰安妇，其比例为37.5:1。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日军认同。目前日本学者普遍认同当时日军中流行的29:1之说，也就是军队认为三十七八名士兵配给一名慰安妇距离实际情况较远。根据人体生理特性，一名慰安妇大约应对29个军人，才能大致使日军官兵得到性满足而不致引起内部混乱。据29:1的比例，日本学者再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他们认为更替率大约在1:1.5或1:2.0之间），算出的慰安妇总人数大约为：

300万（日军）÷29220.6897万人

即第二次大战期间的慰安妇人数为20万左右。这一研究结果是1992年前后由日本学者研究得出的。

但在那时，中国大陆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还未引起国际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几乎还没有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调查。因此，这一数字，是日本学者主要根据日本国内、韩国的研究以及对东南亚地区的部分调查得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展慰安妇调查和研究之后，发现了以前未被注意的以下问题。

第一，日军部队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和配备慰安妇的完备性，远远超出此前研究者的预计。不但日军主力部队被规定配备慰安所，而且即使在警备队、小分队以及前线的碉堡、据点也普遍设有此类设施，或虽未专门设立慰安所的建筑，却强征强抢良家女子为慰安妇。这表明，受日军慰安妇制度侵害的妇女远比此前研究的范围广大。

第二，此前得出的慰安妇20万人数量的估计，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以朝鲜女子的调查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人数在其中只是象征性的，而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中，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由于中国大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主战场，因此，在未将中国受害妇女计算在内的前提下，上述20万的人数显然是偏少与失真的。

第三，关于更替率。从二十年来受害者的证言和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在战争中，特别是战争的中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军民，尤其是平民的杀戮是变本加厉的。《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个案例：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当地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这些女子均被日军官兵亵侮、奸淫、杀害。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一位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所言，行乐所大楼有3层，里面全部是中国女性。慰安所按年龄区分关押中国女性，令其不得穿衣服。她们日夜遭受日军蹂躏，每天都有人死去，而每天又有新人补充进来。该慰安所关押中国女性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性，最后均下落不明。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全部杀害于塔洋桥边，其原因是，她们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在湖南株洲日军设立的一家慰安所中，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人丧生。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比日本、东南亚、朝鲜受害者的死亡率要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根据相关资料和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直到1945年，日军仍然有增无减地开设军队慰安所。因此，将更替率定为1:1.5和1:2.0之间可能偏低。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应在1:3.5到1:4.0之间，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万（日军）÷293.536万人

300万（日军）÷294.041万人

也就是说，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除去此前日、韩学界研究方调查提出的20万韩、日受害女性，则中国女性受害者约为20万左右。尽管这个数字是在二十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其可以大致反映出中国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基本概况。

（四）关于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的途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日军高层便号召部队抢粮于敌，在这一口号下，日军所需的各种物资大多抢自中国战场，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奴隶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的日益增加，日军更加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中国占领地和前线，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一，使用暴力掳掠当地妇女。日军在战场或占领的城乡，公开掳掠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其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繁琐的手续，所以这种对中国妇女的掳掠遍及中国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掳掠中国年轻妇女，将她们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当他们兽欲的工具。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就是掳掠妇女，甚至派士兵到尼姑庵中掳掠年轻貌美的尼姑充当慰安妇，此后又在周边地区扫荡时掳掠了许多民女投入慰安所。在云南的腾冲、芒市、龙陵等地，几乎所有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掳掠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掳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侵入山西的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强征妇女，建立了慰安所。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日军常用的手法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1937年11月占领上海后，日军特务部门便在租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的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间，租界内失踪女子大增，妇女们人人自危。日军还在大街小巷张贴并在报刊上刊发招工启事，诱骗中国女子。19岁的中学毕业生阿珠，其父亲所在的工厂因战时倒闭，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广告：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聘，尚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征得父母同意后，阿珠前往应聘，主考者一见阿珠便表示满意，并当即签约。岂料这里是诱骗妇女为慰安妇的机关，从此，阿珠陷入魔窟而不知所终。日军占领桂林后，也以设立工厂为名募集女工，然后强迫她们充当军队性奴隶。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以招募赴海南的护士、医务人员为名，骗招300多名青年女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生，年龄小的仅17岁，大的也才20岁。她们被押至海南昌石县的石禄慰安所，从此落入人间地狱。在海南岛，日军还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诱骗称：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的女子前来应聘。这些人到海南后，均被押进慰安所，从此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指使汉奸组织出面，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其中一种手法便是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子。南京陷落后，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掳掠、强奸妇女外，还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个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1939年，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汉奸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召妇女，布告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

布告中的贺家巷妓院是专为日军设立的慰安所，所以布告称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由于受害妇女不堪日军凌辱折磨，或死或逃，仅剩4人，于是皇军谕令伪政权要求城镇、村庄选送妓女，实际就只能是选送良家女子，但日军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将会传染性病；三是要颇有姿色者。日军谕令伪政权征召女性，但一应支付，却由伪政权维持会供给，被征女性也并无来自军队的报酬，从所谓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完全可以看出日军铁蹄下受害民众的屈辱与无奈。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迫为性奴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除部分女俘虏在审讯后即被杀害外，其余大部分被日军运到华北、华中等地及前线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其逃跑或与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如中共领导的海南琼崖纵队第四支队的炊事员周某某，下乡筹粮被日军俘虏后，即被投入慰安所。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后，每天遭日军侮辱，生不如死，其中一些人千方百计寻机报仇。在慰安所，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施暴的日军士兵或者割下其生殖器的事。因此，日军官兵对中国女战俘慰安妇较为警惕。当这些女俘虏奄奄一息，已失去利用价值时，通常会成为日军新兵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日军第十四师团士兵田口新吉回忆道：

日军在作战中，一抓到这些人（指八路军游击队女战士译者注），立即送到后方的大队本部去。在大队本部里，如果她们受了伤，就由医务室先给她们治伤，如果没有受伤，则由担任情报工作的军官对她们进行审讯，这是通例。但是，这些中国女性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虽然士兵们有时也偷偷传说：这些当官的家伙又干好事了，但谁也不会去追查这些中国女人的去向。

当时，日本军队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过女俘虏收容所，那么这些女人被弄到哪里去了呢？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把她们弄去当慰安妇了。但是，那些有特务嫌疑的女人以及在八路军中受过教育的女兵，是不可能让她们进入一般的慰安所的。因为如果让她们进了慰安所，她们随时都会逃跑，二是她们可以与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决不会把她们送到那种地方去。

那么，她们被送到哪里去了呢？都送到华北、华中一带最前线地区的两三个分遣队据点里去了。那都是些日本或朝鲜慰安妇无法到达的情况恶劣的地区。这些据点四周都建有围墙，盖有炮楼，每个炮楼由一个小队左右的士兵进行守备。那些俘虏来的妇女就是被送进这些据点里去的。

第五，征用妓女。在大城市，日军或汉奸政权往往强行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慰安妇队伍。在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和广州等地，都有文献档案和口述调查证明，日军往往通过伪政权强征妓女从军上前线，或者指令妓院为军慰安所。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被征用的妓女并非自愿，特别是被征用上前线的情况，自残、逃离者均有之，而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在此后的人生中更是历经磨难，虽生犹死。

在被强迫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妇女，其中有来自台湾高山族、东北满族和朝鲜族、海南苗族和黎族、云南傣族、广西壮族等民族的妇女。朝鲜族聚集的吉林延边地区，是日军最早征用少数民族妇女的地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五）关于慰安妇受害者遭受的苦难

日军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20岁。1943年1月和4月，日本陆军军医对江苏淮阴的12名慰安妇进行了体检，这些慰安妇只有日本名字，其中年龄最大的喜代子32岁，年龄最小的是19岁的君子、新子、百合子和荣子，这12名慰安妇的平均年龄为23岁。

许多朝鲜慰安妇幸存者证实，她们当初被强掳时年仅1418岁。日军在占领中国时，还曾掳掠幼女或少女充当慰安妇，如海南的一些中国慰安妇只有十二三岁，在南京被掳掠的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9岁。在日军慰安妇中，也有五六十岁的年老者。

在一些慰安所内的中国慰安妇中，还出现了姐妹慰安妇母女慰安妇姑嫂慰安妇等现象，山西盂县的尹林香、尹玉林姊妹双双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上海崇明的朱巧妹一家就有4名妇女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

关于慰安妇每天被迫慰安受摧残的程度，因各地各慰安所的不同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十多人，每天接待3050人的记录也不在少数。朝鲜慰安妇金德镇在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时说：我得了病，像膀胱炎那样，流血，解不出小便来，去医院诊治。其他的女人中，有很多都是性器官肿得十分厉害，连针眼大的缝隙都没有，还出血……我没有染上性病，但由于年轻时子宫过于损伤，落得个子宫倾斜症。另一位原籍朝鲜的慰安妇李英淑作证说：我应酬很多士兵，性器官很多次肿得不像样子，只得去医院，下腹疼得像要炸裂一样……我几次性器官发炎，一年入院三四次。
繁忙的时候，每间慰安妇的屋前均排起了数十人的长队。在特殊情况下，慰安妇一天慰安日军士兵的次数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甚至有一天内被迫接待6070名士兵的记录。

从日本老兵的回忆来看，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士兵的数量也是相当多的。负责慰安所管理的日军少尉大山正五郎回忆道：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衬裙，头上扎着围条，以勇敢的姿态横躺着。一点感情的酝酿也没有……只是进去出来而已。士兵们闻到女人特有的气味，触摸着她们的肌肤，这就够了。士兵们进去出来，女人们跳起来飞奔向厕所，如此反复循环而已。有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之内竟接待了76名士兵。日本老兵曾根一夫回忆说：在条件恶劣的最前线守备地，（一个慰安妇）有时一天要应付七八十人，甚至l00人。一天要应付100个男人，假定24小时不眠不休息地工作，每小时约要应付4人，换句话说，每15分钟要处理一人。若扣除最低限度的睡眠和吃饭时间，则每小时约需处理七八人。所以，慰安妇之间流传着一首名字叫《我的肉体并非橡皮做的》的歌曲，以表示对非人待遇的不满。

根据大量的口述实证材料，慰安妇长期处于非人的、奴隶般的生活状态，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遭受的又是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几周之后便产生不感症。如果慰安活动不停止，继之而来的就是生理异常。刚开始充当慰安妇时，她们月经来了也不能休息，慰安所管理者会让慰安妇不停地喝盐水，以止经血，或者命令慰安妇将卫生纸卷往身体深部塞，然后再去接待日军官兵。这样的生活不到半年，她们就会出现持续性的月经不调，接着便进入停经阶段，有些只有20多岁的慰安妇，竟然一连几个月甚至数年没有月经（如日本慰安妇庆子曾一次停经达4年之久）。一些慰安妇停经后嘴唇上面会生汗毛，并变得粗黑起来，在暮色中，日军士兵有时会问：你是男的吗?时间长了，她们生理发生变化，便不能生育了。另一方面，怀孕的恐惧却一直伴随着慰安妇。日军士兵大多明白，中国或朝鲜的慰安妇并非妓女，就会不使用安全套，于是，在各地慰安所，相继诞生了许多无辜的婴儿。这些孩子的命运一般都很凄惨：一些中国慰安妇所生的婴儿立即被日军杀死，也有案例记录朝鲜慰安妇所生的婴儿送给中国农民，日本慰安妇的孩子则幸运地被送回日本，而大部分也不知下落。

长期的摧残使慰安妇出现性病、疟疾、便秘、乳房剧痛、胸部疾患、月经失调、会阴糜烂变形等职业病。一旦她们动作迟缓或表露厌倦，便会遭到辱骂和殴打。一名慰安妇幸存者回忆道：那时我才19岁，还不知道男女之事，不知道怎样干才好。第一天，一下子就接待了20个士兵，到第五个人时，我以为自己也许快要死了。那个地方又红又肿，像桃子一样大。一边哭，一边用毛巾冷敷了一个晚上。由于长期的性奴隶生涯，她们的阴部经常裂口出血，并肿胀变形，虽经涂药治疗，但因没有治愈的时间，最后导致阴部麻痹。有位慰安妇幸存者回忆，即使被虫子或老鼠咬了都没有感觉。

根据日本记者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妇中，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卫生条件差及营养不良，至少有10％的慰安妇患有肺结核。

在战争年代，慰安妇得了缺乏特效药治疗的肺结核，等于被判了死刑。日军对中国、朝鲜慰安妇中的肺结核病人，不给予任何治疗，因为她们只是随处可以掳掠到的慰安妇而已，药品比她们的生命更贵重。为了活下去，这些患者自己想方设法弄些大蒜汁来应付，但这最多只是延长了些许生命，最后仍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临死时，这些慰安妇从包裹里翻出好衣服，央求其他慰安妇帮忙穿上，然后无生无息地死去。对于中国慰安妇中的性病患者，日军给予的态度是，轻者治愈后继续留用，病重治疗无效者即处死灭尸。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一个月内，就有3名患有性病的慰安妇被活埋。南京高台坡慰安所受害者雷桂英老人也对笔者口述了受害者同伴因病被日本兵运至山沟架柴烧尸的实例。

1929年出生的万爱花，是最早站出来控诉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幸存者之一。1992年，在旅日华侨的安排下，万大娘到日本各地演讲，一遍又一遍控诉当年日军对她的野蛮蹂躏和残酷迫害。日军的迫害除了使她各种妇科病缠身、丧失了生育能力外，她的形体也因此而扭曲变形，一只手臂丧失了功能，一只耳朵的耳垂也缺损了一大块。这是她反抗日本兵强奸之后遭到毒打，日本兵手上的戒指钩住其耳环所致。

日军官兵并不把中国慰安妇当人看待，仅视其为泄欲工具，恣意践踏，百般摧残。海南赵家园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娘每逢突击接客日，便要求慰安妇整日赤身裸体地躺在铺板或慰安椅上，任由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发泄兽欲。这种慰安椅形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子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只能任由日本兵变换花招地站立宣淫。慰安妇稍有不满或反抗，便会遭到严厉处罚。如海南慰安妇阿燕因不堪忍受日军的轮番奸淫，挣扎反抗，结果立即被日本军官用刺刀刺穿大腿。阿燕昏死过去后，那个军官竟照样继续蹂躏她。一次，日本兵强迫那大市的慰安妇妚英变化姿势接待，被妚英拒绝后，日本兵竟将妚英绑在柱子上，用辣椒和食盐抹搓其阴部，使其痛不欲生。至于拳打脚踢，更是中国慰安妇经常受到的待遇。

由于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慰安妇们常被虐待致死。山西盂县的李秀梅证言，她于1940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十四日），被日军抓入炮楼充当慰安妇，她正值15岁的豆蔻年华，但经过日军5个月的摧残，右腕残疾，右眼瞎了，下身流血不止，若不是其父兄变卖家产，花银元赎出，她早就被迫害致死了。事实上，慰安妇中相当多的人，不是遭到日本兵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还有些因经受不住这无尽的苦难而自寻短见。在石碌慰安所，一名女大学生不甘凌辱，被日军吊打至死；新婚不足一周的香港矿工梁信的妻子黄玉霞被押入慰安所，梁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妻子，但还没团聚．其妻即被日本管事打死，黄也含恨上吊。该慰安所的两名慰安妇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后，不能继续服务，便被扒光衣服吊在树上活活毒打致死。

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们对日军的暴行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逃亡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她们很难找到机会逃出火坑，不少人在逃亡途中即被日军杀死。慰安妇最绝望的反抗是自杀，在许多慰安所中，都曾发生中国慰安妇自杀的事件。海南崖县一名刚烈的黎族少女，因不堪忍受多名日军士兵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朝鲜慰安妇宋神道作证说，她曾亲眼目睹，一位不甘忍受折磨的慰安妇，躲在厕所里，喝下大量用以冲洗下身的消毒清洁剂，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20万中国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活下来的实属万幸。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300多名慰安妇，经过4年的摧残，共有200多人死亡，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多人〔3〕。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仅剩下黄惠蓉等4人。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的40多名中国少女中，最后只活下来10多人。即使幸存下来的妇女，也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的凄凉境地。根据精神医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理论，所有幸存者都有明显的PTSD症状，而且因日军长期性暴力造成的深重创伤，导致幸存者的PTSD成为慢性病程，长达几十年不愈。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重重压力下煎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日军慰安妇制度对各国幸存者所造成的隐形影响和持续性伤害，使这一历史问题成为现实问题，并在各个方面发人深省。

（六）日军对中国妇女的一般性暴行

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在战场和后方对妇女的强奸、轮奸暴行就一直不断。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都有强奸事件发生，被害的中国妇女难以计数。

野蛮残忍的日军将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作为刺激其征服欲望，鼓励其杀伐士气，抚慰其沮丧情绪的重要手段。因此，日军的性暴行得到日军上层的纵容。

日军对中国妇女强暴事件呈现普遍性。

首先是空间的普遍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大肆强奸、轮奸妇女。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中国女性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甚至是孕妇、病妇、老妇，均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仅南京一地就有数万起此类惨案。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报告中指出：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两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郭沫若在1938年6月指出，在我军退出之各地区内，奸淫已成为日军之经常行事，壮年妇女，固不待论，即老妇幼女亦不免横遭侮辱，其因轮奸而致死亡，或因拒绝要求而被害者，所在皆是。

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的暴行，日军军官和执法部门几乎不加干涉，军官甚至带头强暴妇女。据日本老兵回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的……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之前，即使是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如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自己更无人性地每日奸污中国少女。

日军的此类暴行许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博士战后作证指出：那是最粗暴最悲惨的景象。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有五次，我亲眼目睹日军强奸妇女并把他们从妇女身上拉下来。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全区的报告，也根据我对发生在各难民营以及金陵大学教学楼里的强奸案例调查记录，其中涉及3万名难民，共计有数千起强奸案……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就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上，一位中国妇女被17名日本士兵轮奸。我不想重复那些与强奸有关的变态和虐待狂的暴行，但我想提一下仅在金陵大学操场上，就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一个76岁的祖母被强奸。

其次，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暴事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从战争开始直到战争结束。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直到1938年5月，对于妇女来说，南京仍是极不安全的城市。伪南京市警察厅厅长王春生曾证言，在南京城门口站岗的日军官兵对进出城门的中国妇女公然侮辱。对于进出城之中国人民检查颇严，对于青年妇女使之衣扣解开，裤带解脱，彼见得赤身裸体拍手大笑……诸如此类，不胜其数。1941年，日军占领海南澄迈县昌堂村，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将整个村庄的青年妇女全部轮奸，然后刺死。这样的暴行并非个案。

对妇女的性暴力，日本战犯也有许多供词。日军第三十九师团步兵第二三三联队的江先光供认，日军在湖北当阳县北部，抓住一名游击队队长的妻子，见该妇女年轻貌美，便百般侮辱，并将其轮奸，日本兵还将棒子插进其阴户，最后将她一丝不挂地绑在树上，并将其极其残忍地刺死。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步兵第五十四旅团班长的富岛健司回忆，1943年，在华北渤海湾，只要见了中国女人，不管妇幼，就说：要想活命，就要听我的话。然后就肆意侮辱和欺凌。如果遇到有反抗的，就先折磨半死，然后再杀掉。一次，日军找到8个女人，先将17岁的少女轮奸，他和水岛上等兵一起，把一个带着吃奶婴儿的妈妈连踢带打地强奸了。1943年11月，日军新兵石田干雄按照军官的命令，找到了一名年轻的母亲，他先将啼哭的婴儿杀死，然后强奸了这个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的女人，他承认曾强奸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行绝不是个别、偶发的，而是日本军队进行的集团犯罪。更为恶劣的是，日军在实施性暴行过程中，有时强迫中国人互奸，有时还伤天害理地强迫受害人亲人之间乱伦，子奸母，父淫女，甚至强迫和尚强奸妇女，以此取乐和侮辱中国人民，挑战人类尊严的底线。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时，法庭判决称：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强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以宫刑致死。

日军肆无忌惮的性暴行，给受害者留下永远无法磨灭的创伤和痛苦，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均有严重的心理创伤。受害者自述，即使时隔半个多世纪，听到日本男人说日本话，都会让她们浑身发抖；当谈话涉及到性暴力时，有些老人会呕吐，有的甚至突然精神失常，大哭大叫。

侵华日军对妇女的性暴行是极其严重的战争犯罪，不仅是大量的强奸、轮奸事件，更令人发指的是，二战时期的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性奴隶制度，这一系列罪行将战争犯罪者永远地钉在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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