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14）:无差别轰炸_张瑾唐润明邓平编著_9787547414699

无差别轰炸，是出于非军事的需要对敌对国平民和非军事设施为目标的空袭。目的是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各地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轰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书以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馆藏珍贵图片，以及民国报刊文献、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等一线部队和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为主，辅以简要的文字，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全过程及所犯的罪行。

综述

（一）

飞行器，即后来的飞机，诞生于20世纪初叶，它是人类文明、经济与科技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带给人类方便、快捷的同时，也给死神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在距1903年12月美国莱特兄弟成功试飞第一架动力飞机不到10年之后，1911年10月，意大利飞机即首次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向土耳其的阵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轰炸。这种来自空中的屠杀，具有进攻者与防御者不进行身体接触，不进行目光对峙，杀人者看不见被杀者的痛苦与恐怖，但又杀伤力巨大的特点。所以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飞机即成为军队的宠儿并迅速地被投入到战争之中，在发挥其巨大威力的同时，也丰富了战争的形式与内容，并推动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纪元，即立体战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近20年间，是轰炸理论丰富完善、轰炸实践实验准备时期，而中国则成了轰炸理论与实践的最早、最大与最长的罹难地，其施害者就是日军。

1931年9月24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星期之后，日机轰炸锦州，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机第一次对一个城市进行轰炸，也是中国城市第一次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更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遭到来自空中的、未曾见面的、远距离的屠杀。10月8日，6架日本八八式侦察机以及从中国虏获的5架包特式25型轻型轰炸机组成编队，从奉天机场起飞，再次对200余公里之外的锦州实施轰炸，被炸的除了兵营外，还有车站、大学和医院。据锦州市政府统计，两次轰炸共炸死市民23人，炸伤28人，炸毁房屋及各项物品，价值大洋5 700余元。〔1〕日本对锦州的轰炸，虽带有明确的军事目的，但死伤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更是将轰炸升级，出动了更多的飞机对上海中国守军驻地及上海市区进行轰炸，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也在轰炸中遭到巨大破坏，予人类文明、中国文化以巨大摧残；也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与凶残。

（二）

按照一般的军事学说，战争期间使用航空力量对敌方采取的以轰炸为手段的军事措施，分为战术轰炸和战略轰炸两种，其中战术轰炸是指通过战术轰炸机、战斗机、攻击机等军用飞机对敌方军队、军事基地、军事设施等军事目标的轰炸；而战略轰炸除了具备战术轰炸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对敌后方生产设施、交通部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居民区、文化教育单位、医院、教堂甚至慈善团体的轰炸，其目的是摧毁国家发动与持续进行战争的各项能力，包括物质与心理层面。仅从日军1931年对锦州、1932年对上海的轰炸看，两次轰炸都具备了不分军事设施与民用设施、不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战略轰炸特点。这种既对近距离的战场、军队及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也对不属于军事目标的工厂、学校、医院、居民区进行轰炸的双重轰炸，贯穿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侵华战争之中。可见，日军的轰炸是以无差别的战略轰炸为主要手段。本书所指的，也主要是日本侵华时期日机对中国各地的无差别轰炸。

（三）

对敌方实施无差别的战略轰炸，最早是由意大利的军事理论家杜黑将军提出来的，他认为战场上的敌兵不过是假目标，真正攻击对象应该是城市、产业、铁路和桥梁等。他在1921年所著的《制空权》一书中指出：交战员和非交战员的观念落后于时代，今天进行的战争不是军队，而是全体国民。因此，所有的民间人都是交战者，所有的人都暴露在战争的危险之中。随后的美国空军副司令米切尔对这种战略轰炸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提出了战争开始后攻击敌人的神经中枢，尽可能使敌人的神经中枢麻痹，要把敌国的全体国民看作战斗部队的观点。当这些军事理论家尚在探讨、完善其理论时，日本军国主义却开始将这种不顾前后方、不管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不分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的轰炸理论付诸实践并不断深化、拓展，在实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大量使用，并逐渐将其上升为实施对中国各地进行轰炸的指导思想，轰炸不一定要直接击中目标，对敌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慌才是要点；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慌，挫败其意志；压制和扰乱敌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并秘密和海军合作，努力歼灭敌人的空军作战力量；不但要给予敌军及其军事设施以物质上的损害，更要对敌军及其普通民众形成精神上的威胁，让他们在极度恐慌之余产生精神衰弱等轰炸思想，不时出现在日军的军事作战计划与军事命令之中。在此战略轰炸思想指导下，日军对中国各地长时期、大规模、残酷、野蛮的无差别轰炸，就贯穿于其整个侵华战争之中。

（四）

日本侵华时期日机对中国各地的轰炸，总体来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战役所在地及其附近城市的轰炸，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对南苑中国驻军的轰炸，淞沪会战期间对上海各地的轰炸，南京战役期间对南京及江浙其他地区的轰炸；1938年攻占广州时的轰炸，实施武汉会战时轰炸；以及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日军四次进攻长沙所引发的长沙会战中的轰炸，桂柳会战中日军大规模轰炸等等，都属于此类轰炸。这种类型的轰炸，在一定程度上是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并破坏该城市对战争的后勤支援作用，但在轰炸过程中，也对其他非战斗人员和平民区进行了轰炸，而且有的是在未发生地面战争之前数月乃至一年前就进行了轰炸，如日军对广州的地面进攻，系1938年10月12日正式发动，但在此之前的1937年8月31日，日机即开始对广州实施轰炸，其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再如武汉会战发生于1938年610月，但日本飞机却早在1937年9月23日，即开始对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进行了轰炸，其轰炸的时间也近一年。所以，即使是所谓的战术轰炸，也带有明显的战略轰炸特征。

另外一种轰炸是远距离的后方轰炸。这种轰炸是日本航空兵所进行的远程轰炸，其特点是轰炸目标往往是距离前线数千里之外的大后方各地。在此类轰炸中，轰炸不再是配合地面部队的辅助力量，而是直接向平民张牙舞爪的空中杀手。这种轰炸，没有肉体与肉体的碰撞，也没有充满杀意的视线，完全是机械化杀人的世界，人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去了。空中的投弹者们也欠缺杀人者的感觉，痛苦的面孔、求助的哀号、烧焦肉体的恶臭，都不会传达给飞机上的士兵们。这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是产生极大落差的杀戮世界，也孕育出未来战争新的战法。这样的空袭，最著名的当然是长达五年半时间的重庆大轰炸以及成都轰炸、昆明轰炸、西安轰炸、兰州轰炸等。这些轰炸使得远离战场的后方民众，赤裸裸地暴露在战争的直接威胁之下，遭到看不见的敌人的任意屠杀。

（五）

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对中国各地的轰炸，具有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死伤众、损失惨的特点，其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下面仅举数例，以窥一斑。

四川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核心省份，为支撑抗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遭到日军的疯狂轰炸。据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四川在1938年至1944年的7年间，除1942年未遭到敌机轰炸外，其余6年均有日机轰炸。在此6年间，日军出动飞机7 380架次以上，对四川省的重庆、成都、自贡、乐山、万县、奉节、合川、梁山、涪陵、泸县、温江、华阳、新津、崇庆、新都、双流、内江、简阳、永川、巴县、綦江、璧山、铜梁、北碚、峨眉、宜宾、隆昌、富顺、合江、纳溪、丰都、南川、秀山、开县、忠县、巫山、巫溪、云阳、城口、大竹、渠县、广安、长寿、南充、南部、武胜、遂宁、三台、蓬溪、盐亭、绵阳、金堂、梓潼、苍溪、广元、阆中、达县、松潘、新繁、荣县、荣昌、眉山、夹江、屏山、江安、中江等66个县、市进行了轰炸，共投弹26 826枚以上，炸死2.25万余人，炸伤2.6万余人，损毁房屋23.32万余间、衣服34.6万余件、粮食3.47万余石、什物97.59万余件。

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也是抗战初期国外抗战物资输入中国的主要地区。日军为封锁中国，于1937年8月31日就对广东省会广州进行了轰炸，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才告结束。广东所属的广州、汕头、潮安、饶平、揭阳、潮阳、普宁、惠来、惠阳、博罗、梅县、兴宁、五华、蕉岭、丰顺、河源、龙川、紫金、和平、连平、韶关、乐昌、南雄、英德、翁源、清远、佛冈、增城、东莞、花县、番禺、从化、中山、佛山、四邑、新会、鹤山、开平、台山、肇庆、高要、三水、阳江、高州、化州、茂名、廉江、海康等76个县、市，均遭到日机的轰炸。据1941年出版的《广东年鉴》统计，仅1937年8月至1941年底，日本就出动飞机19 281架次，投弹20 842枚，炸死7 153人，炸伤11 838人，损毁房屋20 031栋。

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不仅是中国正面战场的大后方，而且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更成为国民政府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也就成了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9月28日日机首次轰炸昆明始，至1944年12月26日日机轰炸滇缅公路及景东一带止，6年多的时间里，日机共出动轰炸机2 556架次，对云南省所属昆明、保山、施甸、龙陵、蒙自、开远、个旧、屏边、建水、河口、弥勒、下关、祥云、云龙、巍山、曲靖、沾益、会泽、梁河、瑞丽、畹町、云县、风庆、永德、翠云、澜沧、孟连、西畴、广南、文山、马关、砚山等40余个县、市进行了轰炸，共投弹8 353枚，炸死15 467人，炸伤32 676人，损毁房屋42 285间。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抗战时期不仅是连接西北与西南、东部各省区的主要通道，国民政府控制西北各省的枢纽，而且还是中国另一支重要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虽远离战区，但也遭到日机的残酷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1月7日轰炸潼关起，至1945年1月4日轰炸安康止，在7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3 789架，对陕西省所属西安、潼关、汉中、大荔、渭南、韩城、蒲城、耀县、朝邑、商县、高陵、三原、华阴、合阳、武功、泾阳、岐山、长武、陇县、洋县、紫阳、蓝田、临潼、宝鸡、宜川、清涧、榆林、绥德、延川、延长、延安、府谷、华县、眉县、神木、三河口、大庆关、禹门、吴王渡、芝川、平民、新丰、咸阳、凤翔、周至、户县、兴平、富平、佳县、洛川、洛南、安康等55个市、县、镇进行了567次轰炸，共投弹13 610枚，炸死4 331人，炸伤5 742人，毁房43 825间。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中国除新疆、西藏外（当时的台湾以及东北地区，已被日本占领，未包括在内），其他省市均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其中属于战区的有北平、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绥远等17个省市，属于后方的有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陕西、甘肃、青海8个省市。仅大后方各省市，在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间，即遭到日本飞机63 206架次的12 592次轰炸，投弹255 153枚，炸死94 522人，炸伤111 146人，毁房屋457 927间。而作为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各重要城市，更成了日机轰炸的重中之重。

天津为华北重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配合对天津的进攻，日军于7月29日进攻天津之首日，即以飞机轰炸天津市区，天津市政府、警察局、造币厂、法院、电话局、学校等，均遭到轰炸。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呕心沥血创办的南开大学，更是遭到日机的轮番轰炸和烧毁，办公室、图书馆、教室、宿舍等教学设施被付之一炬，整个学校被炸的鸡犬不留。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也是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邻近上海，地位重要。所以当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调动其早已集结待命的特设航空部队对上海进行轰炸，以配合其军事进攻上海的目标，而且为达到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目的，还出动大量的飞机，对尚未发生战事的首都南京及其周边的杭州、南昌、安庆等地进行轰炸，使我国繁华、富庶的华东地区遭到巨大破坏，让许多无辜百姓顿时失去生命。

广州是华南重镇，地处中国南大门，是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8月31日日机首次轰炸广州起，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止，日军共出动飞机900余架次，对广州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不间断轰炸，炸死6 000余人，炸伤8 000余人，损毁房屋4 000余间，船只近100艘。

武汉乃华中重镇，不但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全国水陆交通要冲，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从1937年9月起，日本即不断派出飞机实施对武汉的轰炸，其时间长达1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秋开始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日军共出动飞机964架次，对武汉进行轰炸达61次，投弹4 500余枚，炸死居民近4 000人，炸伤5 000余人，炸毁民房4 900余栋。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的统治中心与活动中心，也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地区的指挥中枢，其地位的重要远为其他城市所不及。正因为其地位的重要和特殊，所以日本侵华时期的重庆，成了日军轰炸最为密集、持久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近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机共出动飞机5 732架次，对以战时首都重庆行政区域为核心的，包括巴县、江北、北碚等环重庆周边各县（局）在内的地区共实施大轰炸130次，投爆炸弹16 447枚，燃烧弹2 327枚，共炸死居民10 657人，炸伤10 175人，损毁房屋11 640栋又27 442间。这当中，既有两天内就炸死炸伤6 000余人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39），也有动辄就出动飞机百余架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1940），还有因空袭时间过长而造成窒息和互相践踏而死亡约千人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1941）。其中的惨景、惨象、惨状，是不能用笔墨形容的。

成都系四川省省会，也是川西平原的一颗明珠，具有2000余年的悠久历史。日本侵华时期，成都虽距战区遥远，日本军队鞭长莫及，未能对成都实施地面进攻。但日军仍利用其航空力量的增加和飞机性能的增强，对静谧、美丽的成都进行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8日日机第一次轰炸成都起，至1944年12月18日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成都止，日本共出动飞机921架次，对成都及其邻近郊县进行了31次大轰炸，投弹2 455枚，炸死市民1 762人，炸伤市民3 575人，炸毁房屋15 208间。素享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西安是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城内文物古迹众多，文化遗存丰富。就是这样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未能幸免，遭日机轰炸长达7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1月13日日机飞越潼关对西安实施第一次轰炸起，至1944年12月4日日机最后一次轰炸西安止，日本共出动飞机1 106架次，对西安进行了145次轰炸，共投弹3 440枚，炸死居民1 244人，炸伤1 255人，炸毁房屋6 783间。轰炸不分男女老少，也不管城乡居民，故当时的报纸多以浩劫称之，更有记者著文称：毒没甚于日寇，恨没过于国仇。

（六）

战争，是一种集体和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完整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最高、最暴力手段。但战争又不可以一概而论，而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凡属基于自卫、保卫和平、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而凡属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与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1937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对被侵略的中国来说，是基于自卫、保卫和平、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正义战争。对发动侵略的日本来说，则是侵略奴役、压迫掠夺他国的非正义战争，其战争行为、战争中所使用的种种手段、计谋，更是违背了诸多国际法。就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对中国各地实施的无差别轰炸来说，它不仅违背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违反了1923年的《关于空战的限制案》，也违背了1928年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同时，也遭到了有良心的日本人的批评。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郞就认为日本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是不区分军事设施与民用设施、不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无差别轰炸。即使是在当时，这也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行为，日本国政府犯下了无差别轰炸这一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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