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图志（12）: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1941—1945）_杨克林编著_9787547414538

日本对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是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和称霸亚洲的重要一环。本书将其置于国际大背景下，作为相互联系的两个事件加以诠释与解读，利用大量珍贵图片和简要文字，展示了日本占领与统治上述两个特殊地区的历史。

综述

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进攻华北，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初期，随着日本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资源丰富、面积广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企图建立以日本本土为核心，以中国广大地区为基础，囊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野心与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直接撞车，可是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日本的图谋反应软弱，英国则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欧洲，无暇东顾，致使日本的侵略野心变本加厉。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日本认为南下太平洋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谋划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对美国驻守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与此同时，日军进攻和侵占中国当时还未被其占领的最重要的两个商业和金融中心，即上海租界与香港。同日，日本向美、英宣战，美、英、荷、中、加等二十多个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随之进入新的阶段。

1941年12月8日，驻沪日本海军向上海黄浦江中仅剩的两艘英美炮舰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它们在两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WAKE）被迫挂出了白旗，英舰彼得烈尔号（PETREL）奋起还击，于6时许被日军炸沉。拂晓，日本海陆军在细雨中分别从外滩上岸，经过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领整个公共租界。法租界则因为法国早在1940年6月已经向德国投降，并且此后法租界公董局对日本方面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故法租界被暂时保留。

同日凌晨，日本海陆军进攻香港的英国守军，日军飞机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军舰船，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海空军力量。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12月11日，日军攻克英军的醉酒湾防线，占领新界及九龙；12月18日，渡过维多利亚港，攻击香港岛，英军进行节节抵抗，但都以失利告终。12月25日圣诞节傍晚，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在半岛酒店日军总司令部投降。从此，香港沦陷为日本的军事占领区。

二

1854年7月，上海英、法、美原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并建立警察武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体，自设独立的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称为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又名英美租界。

自1937年11月沦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当时实际上被分割成由日伪当局直接统治的华界，以及租界当局控制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两大区域。如今上海黄浦区、静安区以及虹口、杨浦两区南部沿江地带，是上海公共租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分别对应当时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北区与东区。与上海公共租界遥相呼应的则是上海法租界。法租界（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位于今上海市黄浦区（原属卢湾区）和徐汇区。

在历次战乱中，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曾多次被迫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役，日军将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强行代替租界巡捕，因此公共租界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时称上海日租界。当时，中国军队曾与盘踞在北区和东区的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但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即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该区域内的中国有关机构照常运行；其间，又陆续涌进了40多万中国难民。

在近代中国与国际交往的格局中，从港口吞吐量、航线设置、商贸辐射、金融经营范围和海关等级等方面来看，上海和香港分别是中国中东部和南部的经济中心。因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它们也是日本首先摧毁的目标。但是，由于这两地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地理等因素，日本对其一直难以下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在亚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日本学者古厩忠夫将其作为和重庆、延安并列的中国抗战力量的三极构造之一，认为上海租界的面积虽然只有三十平方公里左右，但在日中全面战争的一半以上的时期内，持续了孤岛的繁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并且成为迫使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的一大要因。在考虑重庆政权的抗战力时不能将上海排除在外。在与新四军的关系上也同样如此。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上海的这一事实也不能忽略。同时，由于上海租界是反映围绕日中战争的国际关系的一面镜子，上海的研究告诉我们，日中战争是一场国际性战争。

三

日本对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这个钉子，早有除之而后快的计划。在其未占领租界之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取缔抗日言论，在舆论上控制主导权。1937年11月12日，在上海沦陷后，日本当局即向公共租界提出：（1）取缔一切反日机关，禁止一切抗日性质的宣传品；（2）驱逐驻在租界内的中国政府机关及其代表；（3）禁止中国政府的邮电检查；（4）禁止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5）禁止未经许可的中国无线电通讯机构。〔1〕翌日即11月13日，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S．Franklin）根据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宣布工部局持中立态度，在战争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中日双方在租界内的权益一视同仁。

当时，由于租界内行政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公共租界虽然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但上海的抗日力量依然可以利用租界内的外商，发行中文报纸进行抗日宣传，使抗日的吼声在上海不绝于耳。日本当局对此不能容忍，曾多次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对租界内宣传抗日的报纸进行取缔，租界当局被迫妥协。据统计，这一年公共租界内有11种出版物被勒令停刊，23种报纸被警告45次。1938年，有86种刊物和4家通讯社被警告、勒令停版和停刊。1939年4月，日本驻沪领事又两次向工部局提出备忘录，要求取缔租界内反日报纸，对报刊实行新闻检查。工部局乃于5月再次发布告示，禁止抗日宣传活动，并要求各外商报纸送工部局警务处检查。这一年，工部局警务处对89种报刊发出警告，共有18种报刊被迫停刊。

二是以武力向租界当局作出威胁。1937年12月3日，日军约六千人武装列队在公共租界游行，当日军队伍行至南京路与广西路交叉口时，一名中国爱国青年乘机投出手榴弹，炸伤日军三人、日侨一人，但自已遭枪击，当场壮烈牺牲。袭击事件发生后，日军立即封锁现场，在公共租界内驻留达八九个小时，搜查行人，并向工部局提出强硬要求：（1）今后日军通过公共租界无须事先通知；（2）如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日军将自行采取措施；（3）为援助工部局维持治安，日军认为必要时可在公共租界内搜查嫌疑分子等。〔3〕

1938年5月1日，南京路又发生爆炸案，大批日军乘机冲进公共租界，自行封锁爆炸地点，大肆进行搜查。次日，日军又占领老闸捕房。后来，工部局派代表去新亚酒店与日军谈判，答应取缔界内所谓恐怖组织，日军方才撤出。1939年3月，在日军的压力下，工部局不得不与日军订立《上海公共租界维持治安详细协定》，之后日军便打着所谓维持租界治安的幌子，使宪兵常驻租界之内，并设立专门机构，肆意逮捕、迫害抗日人士。

三是逐步控制租界工部局和警务机关。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掌握着税收和颁布各种规章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工部局的年收入已超过3000万元，而工部局警务处则是维持租界当局统治的支柱。日本对控制这两个机构蓄谋已久。1938年1月4日，日本当局对工部局提出强硬要求：第一，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任命一个日本秘书；第二，重组工部局巡捕房，包括任命一日本人担任捕房的高级职务，增加日本巡捕人数；第三，任命日本人到工部局所有部门的统治地位上。3月，工部局又作了妥协和让步，将二个日本人提升为警务处督察长，还任命日本人赤木亲之为工部局警务处特别处长，但拒绝任命一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董事会秘书。

3月10日，日本宪兵队、日海陆军代表与工部局进行会谈，日方提出要在租界内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任日籍警官主管租界北部的丙区和丁区捕房，增加日籍警员的薪金，增加日籍警员的人数，在警务人员中鼓励学习日语等等。

1939年5月3日，又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泽田廉三向英美驻日大使提出改组公共租界行政权要求。次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英美驻上海总领事和工部局总董，提出修改《土地章程》和改组公共租界行政机构、增加日本人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的比例等要求。5月24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还发表一份声明，声称中国的公共租界并非外国的领土，而仅仅是外国人行使行政权的地区，由于日本是在同中国交战，所以这些地区内的中国主权正如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应当归日本控制。但由于英美方面坚决拒绝，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企图暂时没有得逞。

在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日本当局仍达到了部分目的。1940年3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同工部局总董达成协议，在虹口日侨密集居住区专门另设一警区，其警务由日籍巡捕负责，设在该地区的两个巡捕房负责人也由日籍警官担任。1941年5月1日，日本人冈本一策被接受担任工部局董事会副总董。

四

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分水岭,上海租界和香港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租界和香港是英美法等列强在中国的主要基地,西方势力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具有强大影响。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武力入侵，使得西方列强在此经营了近一百年的特权丧失殆尽。

在上海，大批日军开进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全面占领公共租界之后，首先霸占了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和一些重要的外资银行，同时表面上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照旧运转，维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但实际上日方随后就有计划地开始了对租界管理权的侵夺。

首先，日方在工部局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之上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岗崎胜男，日方委员为寺冈洪平，这两人均属日本兴亚院派遣。这个协调委员会，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几乎每天开会一次，专门传达和贯彻日本官方和军方意图。

1942年6月4日，冈崎胜男曾致信工部局各董事，声称协调委员会将扩大职权范围，为应付紧急事项，诸事不再事先通知董事会。接着，1942年3月，协调委员会贯彻日本军方的旨意，在公共租界推行保甲制度。同年6月，又按照兴亚院财务课的通知，在公共租界内禁止流通法币。同年8月31日，协调委员会主席冈崎胜男表示，日本领事传达了日本军方意见，因租界已有日军防守，万国商团已无存在必要。9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即根据冈崎胜男转告的指令，决议将万国商团解散。

其次，日方对工部局重要岗位上的人员进行大换班。1942年3月1日，工部局英籍总裁兼总办费利溥（G.G.PHILIPPS）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自动退休，日本人寺冈洪平成为工部局总裁，此后即解聘了在工部局警务处任职的英美籍警官74人，各巡捕房均由日籍警官负责，工部局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全部换成日本人。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向德国投降，德日属于缔约盟国，因而日军并未占领上海法租界，但实际上它也被日军控制。

在此期间，日军还陆续将英美等敌国侨民拘捕至集中营。对在上海的外国人而言，他们经历了两场战争：一场始于1937年，另一场始于1941年。由于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日本并没有向英美等开战，因而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处在日本侵略军的掌控之外，所以它成为了中国平民，包括文化、科技、经济等各界人士的避难所；一场始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在一天之内便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这座孤岛就此沦陷。1943年1月，日军在上海设立敌国侨民集中营，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集中营关押英美等国侨民六千多人，涉及十多个国家，历时两年八个月。

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在日军的直接控制下，原来的立法机构、警务机构和审判机构等各机构不但人事发生了变动，而且其制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新增了镇压抗日活动和爱国人士的规定，如严禁抗日活动，取缔反日书籍，办理户口登记，推行保甲制度，发放市民证、防疫证等；新增了实施经济掠夺和物资统制的规定，如实行米粮统制，实施物资统制，破坏原有货币秩序等；新增了实行战时管制的规定，如疏散租界人口，镇压敌性侨民，取缔无线电设备，实施所谓军事、防空演习等；同时，日军的报道部和宪兵队完全控制了公共租界内的广播业。这些变化反映了日本为了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在沦陷区强力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事实。归纳这一时期的日本当局在租界区统治的特点，即政治高压、经济掠夺和战时管制,比以往的租界统治者更具有殖民性、掠夺性和残暴性。

1942年1月20日，日军宣布对上海英美等国侨民进行人口登记。其时，上海有英国人5865名、美国人1369名、荷兰人152名。9月20日，日本占领当局规定，从10月1日起，敌国侨民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臂章宽10厘米，上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美国为A，英国为B，荷兰为N，其余小国为X，日本留用的工部局英美人员也不例外。日军同时规定，凡佩戴这类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回力球场、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

1942年10月，日本占领当局决定对在中国的敌国人，采取分别对待的措施，即对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进行区别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者，特别是可能对日本军方造成危害者实施拘押，对其余人实施集团生活。

1943年1月24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制订《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决定将与日本处于交战国关系的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当时估计将被收进集中营的有7750人。日本当局决定在上海设立八个集中营，另在扬州设立一个集中营，后者属上海集中营管辖。

1943年1月29日，上海的集中营正式启用。1943年4月底，第一阶段收容告一段落，八个集中营共收容英美等国侨民5258人。这些人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被关押者，年龄最小的为6个月，最大的为88岁。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国民政府在战时陪都重庆签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废除了存在了上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日本政府闻讯，于次年1月9日，抢在美英之前，同汪伪政府签订了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于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先后导演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还汪伪政府的闹剧（实际上它们仍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根据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别签署的废除在华特权新约，以及1946年2月28日中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订立的《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法律上真正完成将上海租界收归中国的程序。同时，上海市政府成立前租界债权债务处理委员会，将租界遗留下来的债务一一处理完毕。至此，在上海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租界历史，终于彻底结束。

六

自1842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后，形成了所谓的香港边界。英国取得香港后，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是为香港开埠。此后，香港逐渐成为东方自由贸易的枢纽。

对于香港，日本方面认为香港位于华南重要河川珠江江口，扼制华南重镇广州，对海上交通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一拥有人口约百万的小岛，作为英国殖民地，不仅是英国在华势力的军事、政治的策源地，且是陆海空军交通要冲，船舶、航空进出频繁，发展成为远东有数的大贸易港。在中国事变中，它作为援蒋最大据点，支持着重庆政府的对日长期抗战。这对日军来说是一极大障碍。香港即成为重庆政府与列强保持联系的唯一门户，同时作为援蒋物资的中转基地或宣传、谋略基地，更加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我军在中国方面的舰队虽已对沿岸海面进行了封锁，但一直不够严密，无数的帆船以香港为中转基地横行于华中、华南沿海一带，到处形成了向腹地走私的通道。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

1940年6月22日，日本华南方面军发动了广九作战。日军称，这次作战的表面目的是攻占与英国租界接壤的边境城镇深圳，切断从香港向内地的走私路线。但另外这次作战还是较之更大的战略措施的一环。我军早鉴于此，从1939年8月中旬即由第十八师团的一部占领了深圳和沙头角，并在该地配备了约一个多大队的步兵。但在同年末，由于宾阳会战调用兵力，该方面驻兵被撤走，因而一些中国军队开进，利用香韶公路进行物资走私。华南方面军决定，由第十八师团的一部扫荡该方面的中国军队，彻底封锁边境线。其后,有关日军一部进驻深圳、宝安、沙头角等要地，完全封锁了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陆路联系。

1941年12月8日拂晓，日军向香港发动攻击。首先，日军战机轰炸启德机场，在短短两小时内炸毁了停放于机场内的驻港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战机；随后，日军步兵渡过深圳河，向新界推进。由于当时英军弃守新界，日军并未遇到抵抗，不久便抵达英军在九龙北面沿山设置的醉酒湾防线。日军在与英方守军皇家苏格兰军团分遣队经过一轮激战后，于12月1O日攻占了英军在此防线的主要据点城门堡垒。战事持续至翌日，醉酒湾防线岌岌可危，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最后决定弃守九龙及新界，于12月13日将部队撤回香港岛，重新布防。

日军占领新界及九龙后，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但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12月18日，日军渡过维多利亚湾，开始攻击香港岛。英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面临断水断粮。在香港保卫战中，鲤鱼门是一个重要的战场。英军事先加强了鲤鱼门的防卫，防止日军从对岸的魔鬼山渡海登陆。当时，设置于西湾山的高射炮和白沙湾的6英寸大炮阵地，由香港志愿防卫军驻守；皇家加拿大来福枪团和印度拉吉普步兵团，则驻守于筲箕湾至鲤鱼门炮台和军营一带。英方守军虽曾击退日军的登陆部队，但在12月19日，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终于在阿公岩登陆，并向守军发动猛烈的攻击。由于双方实力悬殊，鲤鱼门炮台最后被日军攻陷。

港岛南岸的战斗也十分激烈。英方驻守赤柱的东旅守军孤军作战，形势十分危急；日军同时又集结兵力攻打西旅，致使英方西旅守军无力支援东旅。12月21日，日军从皇家苏格兰军团手中夺取了聂歌信山；翌日，湾仔峡及金马伦山的守军阵地亦告失守。同月23日早上，日军进占黄泥涌峡；同日，印度拉吉普步兵团及英军米特石军团弃守礼顿山，撤回中环。至此，莫德庇少将对港督杨慕琦表示：负隅顽抗已无济于事，守军已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

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英方港督杨慕琦在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的日军总司令部正式向日军投降，一万多名英军做了日军战俘，此日因此被称为黑色圣诞。香港被日本占领的这个时期，香港人俗称其为三年零八个月。

七

日军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实施戒严令，日军从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等）制定严厉的法规，设立管辖全港市民的政府；日军在香港滥杀无辜，推行皇民化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也被更改成为日文。此外，香港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经济等方面均受到摧残。

1942年2月20日，日本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第一任香港总督，结束了军政府时期。日本港督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日本人在新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道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了多数重要职位，华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本占领当局也策划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4名；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22名，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英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协议会并无法律上的权力。

在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下，日占时期的香港的基本行政区域架构由港督民治部于1942年3月提出，将香港岛分成12个区，九龙分成9个区，新界分成7个区（见香港日治时期行政区划）。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人作为所长。为了有效统治香港，日本占领地政府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作为他们的身份证明文件。

沦陷时期，香港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小至小商贩、大至银行家，经济状况都很拮据。很多公司倒闭，米、糖、面粉、油和燃料短缺，需要定额配给。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家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并向其他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被日本占领翌日，日本宣布以军票取代本地货币。港元变为不合法货币，拥有港元的人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港元和军票的兑换率为2∶1，可是从1942年7月24日起兑换率变为4∶1，比之前兑换率骤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变得贫穷。日元军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元作为核算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另一方面，日军还大量印制没有任何储备金的军用手票，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兑换有十足保证的港币。日本占领当局更强迫汇丰、渣打、有利银行高层，在没有任何储备金的情况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其总数达1.03亿元。

在日本当局统治下，香港市民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悲惨岁月。由于粮食短缺，日军规定粮食实行配给制度。持配给证者，每人每日获配米六两四钱。1943年2月以后，配额曾一度减至三两二钱。由于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其他副食品如糖、食油、盐、蔬菜和肉类等价格亦不断上涨。香港贫苦市民只能靠吃花生麸、树根和木薯粉充饥，饥民抢食现象时有发生。很多市民因负担不起食物价格疯涨而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根据天主教香港教区有关日占时期的档案资料显示，每日在市区街道上收集到300400具尸体，有时更多，曾经有一日达到731具。日占时期，香港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5万人。香港沦陷期间，燃料亦十分缺乏，大部分的公共服务，如电力和煤气供应以及交通运输均大受影响。

香港沦陷后，约有9000名英方战俘被送往北角、深水埗、亚皆老街及马头涌集中营；2700名英国及其他敌对国家的平民被囚禁于赤柱拘留营。战俘除处理集中营内的杂务外，部分被送往外地为日军服役。1942年9月，约有七百名战俘被送往日本的工场及矿区工作；同时，1800多名战俘登上驶往日本的里斯本丸号，但途中不幸被美军鱼雷击沉，只有724名战俘侥幸生还。战俘营内居住空间拥挤、粮食缺乏，战俘饱受饥饿与疾病的煎熬，其中不少战俘死于痢疾和霍乱。香港重新光复后，约有三分之一的盟国战俘感染疾病，大多数人变得骨瘦如柴。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是其侵华战争的扩大与升级，更是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一环。尽管在最初的半年时间，它占领了广大区域，沉醉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之中，但是很快就在战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最终在1945年8月被迫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太平洋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此，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八

1945年11月2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其中规定，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回，根据中国与英国、美国、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分别订立的平等新约来办理。1946年2月28日，中国政府与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订立《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追认了中国政府对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收回。此后，丹麦、葡萄牙等国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双边条约中也宣布，概行放弃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在内的所有租界中享有的任何特权。

香港重光的受降仪式于1945年9月16日在旧港督府内进行。中国政府派遣潘华国少将到港，会同英国太平洋舰队支队司令夏慤少将接受日军代表陆军少将田梅吉和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的投降书，并联合签署香港的受降文件。至此，日本在香港的统治宣告终结。

此后，中英两国政府曾就香港地位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主权问题，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申明香港的主权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由英国交还中国，并确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踏进了回归前的过渡期。在经历了155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之后，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正式回归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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