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祖璋先生作品的特点在于，他既以缤纷多彩的自然生物为其描写对象，细致入微，生动形象地勾勒出花鸟鱼虫绚烂丰富的生态习性和珍闻趣事，又把浩繁的科学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自然地融于其中，做到了生物科学与诗情画意的完美结合。《鸟与文学》是贾祖璋先生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鸟与文学》中，他将历来与鸟类有关的诗词、故事、神话一一搜集，又对各种鸟的生活习性进行详细地阐述，从文学和文化角度展示了“鸟科学”的斑斓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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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上挂一把拉皮黄调的胡琴与悬一张破旧的无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蔷薇与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会有雅俗之分。这事实可用民族对于事物的文学历史的多寡而说明。琴在中国已有很浓厚的文学背景，普通人见了琴就会引起种种联想。胡琴虽时下流行，但在近人的咏物诗以外却举不出文学上的故事和传说来，所以不能为联想的原素。蔷薇在西洋原是有长久的文学的背景的，在中国，究不能与梅花并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洋的文人面前，其感兴也当然不及蔷薇的吧。
　　文学不能无所缘，文学所缘的东西，在自然现象中要算草、虫、鸟为最普通。孔子举读《诗》的益处，其一种就是说“多识乎鸟兽草木之名”。试翻《毛诗》来看，第一首《关雎》，是以鸟为缘的，第二首《葛覃》，是以草木为缘的。民族各以其常见的事物为对象，发为歌咏或编成传说，经过多人的歌咏及普遍的传说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脉中，遗下某种情调，呈出一种特有的观感。这些情调与观感，足以长久地作为酵素，来温暖润泽民族的心情。日本人对于樱的情调，中国人对于鹤的趣味，都是其他民族所不能翻译共喻的。
　　事物的文学背景愈丰富，愈足以温暖润泽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对于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献或典故，就会兴味索然。故对于某事物关联地来灌输些文学上的文献或典故，使对于某事物得扩张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务。祖璋的《鸟与文学》，在这意义上，不失为有价值的书。
　　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虫的文学》，把日本的虫的故事与诗歌，和西洋的关于虫的文献比较研究过。我在往时读了很感兴趣。现在读祖璋此书，有许多地方，令我记起读《虫的文学》的印象来。

　　贾祖璋（1901—1988），浙江海宁人，现代著名科普作家。他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撰写科学小品，在60多年编辑、写作生涯中发表了100多万字的著作，有《鸟与文学》《动物珍话》《生物素描》《花与文学》等20多种文集。作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作品《南州六月荔枝丹》《兰和兰花》等被收入中学和大学语文课本；曾编著《开明新编高中生物学》《高中生物学纲要》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