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人情（漫说文化系列，爱面子、凑热闹、劝菜、寒暄，吐槽人情世故、人情关系；鲁迅、梁实秋、张爱玲、朱自清等23位作家；推_钱理群编_9787556131891

《世故人情》由钱理群选编，所谓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全书节选了23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如鲁迅、老舍、聂绀弩、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散文和小品文，他们观察到中国人处世哲学的若干范例或突出表现，如爱面子、凑热闹、劝菜、寒暄、做客等等，通过选入的这47篇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选文短小精炼，意旨深远，语言幽默，是诸多大家人生经验的凝练总结，是他们长时期的思考琢磨融铸成的智慧隽语，给人启发。

导读

钱理群

《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原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像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的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像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那样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做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

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像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着，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1989年1月10日初稿

1990年1月1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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