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性构建兼论危险评估与危险治理_刘军著_9787513044004

　　犯罪记录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主要机能包括保护社会、保障权利和完善社会治理模式。性犯罪记录制度具有犯罪记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性犯罪、性犯罪人、被害人等都具有其特殊性，存在着系属冲突和调和。更为重要的是，性犯罪记录制度以剥夺犯罪能力之刑罚目的为导向，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于普通犯罪记录制度的社区公告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犯罪预防措施与方法，需要以公正的视角对这些犯罪预防措施与方法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构建我国性犯罪记录制度时将其作为可资借鉴的刑事政策选项，并根据犯罪态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因应和变化。

　　序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如何促进服务为先、公众参与、源头化解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模式，成为日益重要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犯罪记录制度是现代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主要机能包括保护社会、保障权利和完善社会治理模式等，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和实施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
　　2012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了犯罪记录制度的主要制度框架和内容，各项制度的具体措施和内容亟须进行具体化研究，相关配套制度和子系统的研究亟须完善，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视角，以治理理念为导向，对犯罪记录制度进行理论反思和体系性构建显得更加急迫。刘军教授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性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性构建——兼论危险评估与危险治理》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尝试，本书即是其在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对于犯罪记录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作为犯罪记录制度的“分则性”问题的“性犯罪记录制度”的探索和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在当前对于犯罪记录的基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国内理论界几乎对此没有关注、没有理论积淀的情况下，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对于这一点，我有深刻的感悟和长期的体会，过去20年，国内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持之以恒地坚持研究犯罪记录制度，缺乏共鸣的思考和理论推动，是深感寂寞和孤独的。刘军在博士后入站之后，知难而上，在完成以性犯罪记录为内容的博士后研究报告过程中，快速和很好地掌握和驾驭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犯罪记录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其二，性犯罪记录制度的特殊性和实践发展。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在法学界已经小有名气的刘军教授的刑法理论功底和学术能力。客观地讲，性犯罪记录作为犯罪记录制度的子系统，同时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存在着系属冲突和调和，任何一个方面研究的偏颇都会导致该研究报告在体系上难以成立，在逻辑上难以自足。刘军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很好地进行了把握和平衡，充分体现了他扎实的研究基础、出色的掌控能力和深厚的研究功力。该研究报告首先探讨了犯罪记录制度的概念、机能和制度框架，犯罪记录制度背后的剥夺犯罪能力之刑罚目的，以及作为该刑罚目的适用前提的再犯危险性评估，和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分类管理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包括善治理念指导下的犯罪记录登记制度，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与隐私权保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复权制度。性犯罪、性犯罪人以及被害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构建性犯罪记录制度的必要性，虽然性犯罪记录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属于犯罪记录的一个专项，性犯罪记录的特殊性在于发展出了不同于普通犯罪记录的社区公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在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的性犯罪记录制度基础上，揭示了性犯罪记录公告制度的借鉴与批判，并指出了我国性犯罪记录制度的未来走向应当采取披露制而非公告制。
　　当然，性犯罪记录制度在防控性犯罪中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地受到学界质疑，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实现剥夺犯罪能力之刑罚目的的一系列理论假设和具体操作上，例如，性犯罪人的再犯率是否高于普通犯罪人？如何准确地甄别出具有高度再犯危险性的犯罪人？性犯罪人的社会复归是否更加需要去标签化？此外，还包括性犯罪的犯罪人是否可以享有“被遗忘权”等问题。同时，针对性犯罪人的报告制度、职业禁止、居住以及旅游限制、追踪监视、民事禁闭、辅助医疗等具体预防犯罪的措施也引起一些质疑，当然，受到最大抨击的一直是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性犯罪记录社区公告制度。针对以上各种质疑和争论，刘军教授在研究报告中以公正的视角，客观地进行了恰当的评价，建议引入“治理”理念，发挥国家、社会、社区、个体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治理主体的作用，建立综合的性犯罪再犯危险性治理体系，发挥犯罪记录制度在性犯罪治理中的制度性功能与作用，至于说社区公告制度，刘军教授认为，完全可以将之作为控制犯罪刑事政策的选项，根据犯罪态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因应和变化的犯罪预防措施与方法。
　　应该说，刘军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和创新成果是值得肯定的，提出的性犯罪记录制度构建模式具有实用性，也注重实效性，是当前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理论研究的合理发展和有效补充，理论观点鲜明、立场清晰、理念先进，关注实践控制犯罪的效率，提出了高效的刑事政策策略和方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作为刘军教授的博士后指导老师，我对刘军的学术功底和敬业精神充分认可，也对他在站期间取得的充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予以高度肯定。过去20年，我个人的学术研究集中在网络犯罪和犯罪记录制度两个领域，毫不自谦地说，经过20年的坚持和努力，将这两个原属生僻的刑法领域带到了基本可以说是有些“火热”的状态，由过去我一个人持之以恒地独自研究，变成了当前具有规模、颇为值得关注的研究群体的状态。但是，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之中，网络犯罪的研究显然更为受到刑法同仁的关注，参与度也更高，社会效应似乎也更为明显。而犯罪记录制度的研究，虽然其重要性和长远价值已经不再受到质疑，但参与研究者却明显不足。因此，在2012年招收博士后时，将这一题目作为招收博士后的课题。刘军入站后，能够快速补充关于犯罪记录制度的基础理念，快速选定“性犯罪的犯罪记录制度”作为攻关方向和努力重点，且取得了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和整体研究报告，令人满意，更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认可和充分肯定。应当说，刘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既是个人学术努力的一个新的阶段性高峰，是个人学术能力的再一次锤炼和提升，更表明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研究群体中新增了一个生力军，新增了一部质量很高的学术专著。希望刘军教授在博士后出站之后，能够继续关注“犯罪记录制度”这一已经列入司法改革内容和议事日程的重要司法制度，在这一领域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更希望刘军教授在今后的整体学术研究中能够继续保持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矢志不渝、锐意创新，在刑法学的理论研究上有更多建树。
　　于志刚
　　2016年6月16日
　　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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