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译注_杨天宇注_9787532582228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周礼》是一部讲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向号称难读的《周礼》加以译注，化艰深为平易，注释翔实，译文畅达。

　　一、关于《周礼》书名

　　《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周官》曰： “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又曰：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礼仪，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礼乐志》亦称之为《周官》，曰：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矣，《殷颂》尤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又《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征天下“异能之士”，其所列书名，亦称之为《周官》：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至《汉书·郊祀志》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改南北郊祭礼时，仍称《周官》，其奏文有曰：《周官》天墬(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又奏言：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同年五月，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九百余人奏为王莽加九锡之礼，犹称引之为《周官》，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汉书·王莽传上》)以上所记，皆在王莽未居摄时。

　　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时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议功显君服，则改称《周官》为《周礼》了，其议有曰：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又引《司服》之文，亦称《周礼》，曰：《周礼》曰： “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是可知《周官》之改名为《周礼》，当在王莽居摄之后、居摄三年之前(公元6年至8年间)，故刘歆等七十八人之议方径称之为《周礼》。

　　《周礼》又有《周官经》之称，见于《汉书·艺文志》，曰： “《周官经》六篇。”案《汉志》是沿袭刘歆的《七略》，据王葆玹说，刘歆奏上《七略》，在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之初(见王著《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由此看来，似乎早在王莽居摄之前，《周官》已被尊为“经”了，则恐不然。因为《周官》之改称《周礼》与被尊为经，都是王莽居摄以后的事。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时，也只提到《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未及《周官》，而《汉志》虽沿袭《七略》，亦非一字不易地照抄，“《周官经》”的“经”字，盖班固据东汉古文经盛行以后所加，并非西汉旧名。东汉以后人确有称《周礼》为《周官经》的，如荀悦《汉纪》卷二十五云： “刘歆以《周官经》十六(案“十”字盖衍文)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 “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可见，在“歆奏以为礼经”之前，《周官》是不曾称“经”的。又据上引《汉纪》和《释文》之说可知，改称《周官》为《周礼》，始于刘歆。然《释文》说“刘歆为国师”时，“始建立《周官经》为《周礼》”，则不确。据《汉书·王莽传中》，刘歆为国师在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而在此三年以前刘歆已改称《周官》为《周礼》了。《释文》之说，未得其实。

　　又《汉书·食货志下》记王莽下诏曰： “夫《周礼》有赊贷。”接着记莽“又以《周官》税民”。同一《志》中而两见其名者，武亿曰： “凡莽及臣下施于诏议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班固)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授堂文钞》卷一：《周礼名所由始考》)然则《周官》一书，自刘歆改名之后，迄于东汉，《周官》、《周礼》两名每互见错出。蒋伯潜说： “如郑玄《周礼注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亦甚多，而《后汉书·儒林传》犹称玄作《周官》；《卢植传》有《周礼》之称，《儒林传》又称马融作《周官传》；郑玄《序》则谓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见蒋著《十三经概论》第四编第一章)是其例也。

　　又古人还有所谓《周礼》有七处异名之说，见于孔颖达《礼记》大题《疏》，曰：《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这里所谓七处异名，实际只有六名，曰《经礼》(见一、二两处。据阮校，宋本《孝经说》“经礼”作“礼经”，则与下引《春秋说》同，亦重其名)，曰《礼仪》，曰《礼经》，曰《正经》，曰《周礼》，曰《周官经》。《周礼》、《周官经》二名前已述之。《经礼》、《礼经》、《礼仪》、《正经》四名，则皆据“三百”之数以断其为《周礼》之异名，实则不然。孔氏之误，缘自郑玄。郑玄于《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下注曰： “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今谓《礼》(案指《仪礼》)也。”是郑玄以《周礼》为经礼，而以《仪礼》为事礼或曲礼。其实《礼器》所谓“经礼”，乃指礼之大纲，“曲礼”则指其细目，而三百、三千之数，不过极言其多且盛。朱熹曰： “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天子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条。或有变礼，亦是小目。”(《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礼经”、“礼仪”、“正经”之名，义亦放此。孙诒让说： “盖《周礼》乃官政之法，《仪礼》乃礼之正经，二经并重，不可相对而为经、曲。《中庸》‘礼仪’、‘威仪’，咸专属《礼经》(案指《仪礼》)，与《周礼》无涉。《孝经》、《春秋》、《礼说》所云‘礼经’(案当作“经礼”)、‘礼义’(案当作“礼经”)、‘正经’者，亦无以定其必为此经。郑(玄)、韦(昭)、孔(颖达)诸儒，并以三百大数巧合，遂为皮傅之说，殆不足冯。”(《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案孙说是也。孔颖达所举“经礼”、“礼经”、“礼仪”、“正经”四者，皆非《周礼》之异名也。

　　二、《周礼》的发现

　　有关《周礼》一书发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传》，曰：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案河间献王立于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立二十六年而薨，是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而武帝即位在公元前140年，是河间献王刘德之前十六年在景帝时期，后十年在武帝时期，因此他很有可能在景帝时期即已从民间得《周官》之书。

　　又有河间献王得《周官》于李氏之说，见于陆德明《释文序录》所引“或曰”：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隋书·经籍志》亦曰：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案李氏献《周官》之说在当时或有所本，但今已不可究其确然否。要之，河间献王当时确曾从民间得《周官》之书则无可疑。或以为《史记·五宗世家》未言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事，遂以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记载不可信(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即力主此说)。然而这种因为《史记》缺载，遂疑《汉书》所记为不可信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近王葆玹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对此说作了有力的批驳。据王葆玹考证，《史记》对于河间献王得书事之所以缺载，是因为司马迁对河间王国的情况缺乏了解，他从未到过河间王国，也不可能看到河间王国的文献，所以司马迁的《五宗世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极简略，总共只用了几十个字。王葆玹还论证了河间王国是当时与汉帝的王朝相并列的两个古文经传的汇集点之一，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包括《周官》在内的大量古文旧书。王说甚辩，详可见其书第三章第一节。

　　又上引《释文序录》说“得古礼(当包括《周礼》)献之”，《隋志》亦曰“合成六篇奏之”，这都是说河间献王曾将所得《周礼》上献于汉王朝。唐孔颖达在其《春秋左传正义》篇首之《春秋序》题下《疏》中亦曰： “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然《史记·五宗世家》及《汉书·河间献王传》皆未言及河间献王献书事，《河间献王传》唯曰“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盖河间献王这次朝武帝、献雅乐，同时亦有献书事，而《汉书》缺载欤？

　　武帝时期汉朝廷“秘府”中确曾有一部《周礼》。唐贾公彦《序周礼废兴》说：《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案秦挟书律汉惠帝四年已除，见《汉书·惠帝纪》，此误)，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这里是说，《周礼》因秦始皇焚书而被隐藏，至汉“开献书之路”而出于“山岩屋壁”，出而复入于汉王朝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指汉代传《礼》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五家)也都“莫得见”。这部出于“山岩屋壁”的《周礼》，盖即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而献之者。故孙诒让说： “秘府之本，即献王所奏。……至马《序》(案指贾公彦《序废兴》所引马融《传》)云‘出山岩屋壁’，只谓薶藏荒僻，与淹中孔壁，绝无关涉。”(《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黄侃也说：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左传》及《古文周官》，此则马(融)所云‘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者，即指此献王之本矣。”(《礼学略说》，见《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31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盖因河间献王献书时，汉王朝立于学官的儒家经典已经确定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这五经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又得此古文《周礼》，且其所述制度又与当时的制度相左，故即将其藏之秘府，致使“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这部“入于秘府”的《周礼》，到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书，始又发现而著于《录》《略》，到王莽时方得表彰而大显于世。

　　关于《周礼》的发现，还有出于孔壁之说。郑玄《六艺论》曰：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礼记》大题孔《疏》引)又《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杨泉《物理论》曰： “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官》，缺，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案此说并无史实根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艺文志》曰：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案鲁恭王以景帝前元二年立，立二十八年而薨，见《汉书·鲁恭王传》，是其薨时当武帝元朔元年，不得云武帝末)，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许慎《说文叙》曰：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王充《论衡·佚文篇》曰： “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又《释文序录》云： “《古文尚书》者，孔惠(孔子之末孙)之所藏也，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案以上诸文所记出于孔壁之书虽参差不一，然无一言及《周礼》，是郑玄《六艺论》及杨泉《物理论》之说，并不可信，故孙诒让斥之为“妄撰”(见《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又有所谓孔安国献《周礼》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曰：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案孔安国献书之说，已见于上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艺文志》，其所献乃孔壁中书，而孔壁所出书既不见《周礼》，孔安国又何得而献之？且据《移让书》和《艺文志》，孔安国所献，乃《逸礼》和《古文尚书》，又何曾献过《周礼》？又孔安国是否有过献书的事，学者亦颇疑之。《史记·孔子世家》曰： “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案孔安国之生年不可考，何时任博士亦不可考，据常理推之，其任博士时盖不小于二十岁。又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曾下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汉书·武帝纪》)，于是公孙弘上书建议令郡国荐举“好文学”者以为博士弟子(《汉书·儒林传》)，此后有兒宽者，“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汉书·兒宽传》)。可见孔安国任博士，定当在元朔五年之前，而兒宽之被选为弟子并受业于孔安国，则当在元朔五年之后，前后相隔，盖不少于三年。即使孔安国任博士、公孙弘建议郡国荐举“好文学”者及兒宽之被举而为孔安国弟子都在同一年，即都在元朔五年，而巫蛊事件(当指戾太子巫蛊事件)则发生在征和二年(前91年)，距元朔五年已经三十三年，孔安国如果还活着，他的年龄已不小于五十三岁，且实际年龄可能远在五十三岁以上，那就同司马迁称其“蚤卒”的记载不相符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 “(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颜回小于孔子三十岁，孔子死时年七十三岁(见《孔子世家》)，则颜回死时决不会大于四十二岁，而称“蚤死”，则孔安国有生之年断不可能及于巫蛊事件明矣。是所谓孔安国献书而遭巫蛊事件之说，亦不可信，盖属传闻之误。

　　还有所谓文帝时得《周礼》之说，见于《礼记·礼器》“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下之孔《疏》，其文曰： “(《周官》)经秦焚烧之后，至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案此说益不知何据，汉人从无文帝时得《周礼》的记载，故孙诒让斥之曰“此尤谬悠之说，绝无根据者也”(《周礼正义》之《周礼》大题《疏》)。

　　综上所考可见，《周礼》一书的发现，当以汉初河间献王从民间献书所得之说，较为可信，而其他诸说，则皆经不住推敲。

　　周记译注三、《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

　　《周礼》一书，古文经学家大抵以为周公所作，其说始于刘歆。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 (《周礼》)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刘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是刘歆以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即周公治周所建制度之实录。后来郑玄袭其说，而于《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下注曰：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又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郑玄《序》(盖即郑玄《周礼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隋书·经籍志》亦曰：《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此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学者大多信用此说。孙诒让更就郑玄之说，考订周公摄政的年代与颁行《周礼》的时间，其结论曰： “周公作《周礼》虽在(居摄)六年，其颁行则在致政时(案谓居摄七年，《周礼》“惟王建国”下贾《疏》引《书传》云：“七年致政成王。”)，故《明堂位》孔《疏》亦谓成王即位乃用《周礼》是也。”(见《周礼正义》之《天官·叙官》“惟王建国”下孙《疏》)

　　但此书一开始就遭到与刘歆同时的今文学家的竭力攻击，故贾公彦《序废兴》说： “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攻击之激烈。到了东汉，大约与郑玄同时，又有林孝存(即临硕)、何休等竭力否定其为周公之书，《序废兴》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其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郑玄因此而与他们展开了论战，《序废兴》接着说：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临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然林孝存之《论》、《难》及郑玄所答，“其书久佚，今惟《女巫》及《夏官·叙官》贾《疏》、《诗·卫风·伯兮》、《大雅·棫朴》、《礼记·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余不传，莫详其说。”(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周礼》“郑氏注”下《疏》)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