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文库：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初版于2002年，并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行政管理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公共管理文库：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是服务行政理论的导言性作品，提出了通过价值理性的复归重建公共行政模式的新构想。全书基于现代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这一线索，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史进行了系统反思，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理性分化及其在社会建构中的表现。作者认为，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在其后的发展中分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在社会建构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在一切基于工具理性的社会建构中，官僚制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然而，在官僚制理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逻辑悖论。《公共管理文库：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版）》在对官僚制以及批评和矫正官僚制的各种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了公共行政道德化建构的建言，并由此逻辑地导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张康之，1957年生，江苏省铜山县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所长，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出版了《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论伦理精神》、《总体性与乌托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任务型组织研究》、《行政伦理学教程》、《一般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等著作和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近年来主要研究行政哲学和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合作治理的理论构想，并在合作治理的思想框架下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目标。

自序：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上篇 反思
第一章 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与官僚制理论
第一节 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
第二节 官僚制理论
第二章 反思官僚制
第一节 官僚制理论的统治视角
第二节 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
第三节 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第三章 官僚病的人文救治
第一节 对官僚制的文化反思
第二节 超越工具理性
第四章 合法性问题
第一节 合法性的思维历程
第二节 对合法性的超越
第五章 超越官僚制（一）：理论探索
第一节 分析“经济人”假设
第二节 政府中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吗
第六章 超越官僚制（二）：实践努力
第一节 行政改革的追求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建构之路

下篇 畅想
第七章 公共行政的道德化
第一节 朝着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方向
第二节 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第八章 行政人员：道德与自主性
第一节 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
第二节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问题
第九章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第一节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
第三节 公共行政视角中的公正
第十章 政府能力的道德整合
第一节 行政改革中的价值追寻
第二节 提升政府能力的道德途径
第十一章 社会秩序的供给（一）
第一节 政府与社会秩序的获得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道德化
第十二章 社会秩序的供给（二）
第一节 在政府的道德化中防止冲突
第二节 政府社会秩序供给的路径
第十三章 畅想“以德治国”
第一节 公共行政中的权利问题
第二节 “以德治国”的前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与官僚制理论
    第一节 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
    一、公共行政的起点从理论上说，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社会治理的问题，一旦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过程，也就必然有了稳定的和系统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治理主体的性质和存在状况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朝廷及其派出机构构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治理主体；近代以来，政府成了直接的和日常性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在近代早期，由于政治与行政尚未出现分化，政府是指国家机构的总体，到了19世纪后期，则专门用来指称行政部门，是通过行政管理活动去承担日常性的社会治理职责的部门。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阶段中，其实并没有政府，也没有专门性的行政部门，政府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行政管理作为一项专门性的政府职能，也是在现代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才出现的。但是，我们所处的是现代语境，因而，我们对于近代社会出现之前的社会治理主体也往往使用“政府”一词来加以标示。这是一种用现代词语指称古代社会现象的做法，是出于表述和理解上的方便之需要。
    不过，我们应当承认，在人类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已经产生了行政管理活动，尽管这个时候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社会治理主体是混沌一体的，有了行政管理活动，却尚未产生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或部门。行政管理由专门的机构和部门来加以承担是在近代社会的门扉开启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现象。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期，社会治理体系也按照科学的分工一协作精神来加以建构了，从而出现了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对于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演进，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区分，在18世纪，当启蒙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并由三个部门来执掌的规划时，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治理体系分化的内涵。但是，这种分化还仅仅属于社会治理体系自身平衡的需要，所要实现的是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即不使一种权力坐大而回复到农业社会的集权状态。然而，在19世纪后期，则出现了政治与行政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分化，所体现的是社会治理上的分工与协作。
    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不仅是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延伸，而且也是整个启蒙思想逻辑演进中的必然。因为，在孟德斯鸠成熟的三权分立理论所确认的三种权力之中，就有了“行政权”这一项。不过，与资产阶级革命同行的启蒙思想还没有精力去关注社会治理的问题，而是优先考虑如何建立起一种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权力体系的问题，为了避免出现暴君，提出了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以保证每一种权力都从属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并服务于人民主权。然而，当资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后，社会治理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行政权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得到结构性的保障，从而启动了政治与行政分化的进程。
    其实，近代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呈现出不断分化的特征，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也无非是近代社会分化这一总的进程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在《彭德尔顿法案》通过之前，也就是在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之前，政治与行政还处于一种混沌一体的状态，美国当时的“政党分肥制”实际上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行政体制，只是在现代文官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政治与行政才进入了分化的进程。也正是在此条件下，威尔逊才总结了《彭德尔顿法案》通过后的实践经验并提出把行政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化领域来加以认识的要求。任何一项实践创新都具有暂时性，只有当它获得了理论确认的时候，才会成为模式化的社会或历史现象。行政管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得到承认，是与威尔逊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威尔逊发表了他的名篇《行政之研究》，唤起了人们关于行政管理一百多年来的不懈探索，使行政管理的每一个方面都得以完善，并造就了公共行政这一适应民主政治生态的行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