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运用中西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从中西早期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生产方式出发，对中西早期不同文化结构和史学观念结构进行探讨；以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作为中西早期传记史学观念的代表和典型，从中西历史进程、史学史以及历史理论与传记史学理论三个维度，对中西早期传记史学观念的形成、结构、特点及其精神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同与异的反复比较中，探究中西历史观念的共性和差异，彰显传记史学在求真基础之上对人物心灵善与美的呼唤与追求，将真与善的传记史学观念和作用统一于传记历史所发生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其真正的历史性。在此基础上，《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具体地研究了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同与异，并对两人传记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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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魅力无穷。这样作不仅可以为认识中国历史提供蓝本和参照，在阐释某些疑难现象时获得灵感和启发，更重要的是，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定准坐标，判明是非，剥离假象，找到方向。因此，中西史学比较不单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学理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为西北学术重镇。新中国成立后，朱本源先生曾长期执教于此。他不仅著有专书，对史学比较在理论上作过系统分析和归纳，而且非常善于用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在西周社会性质等热点问题上发表过重要文章，其见解之独到，早为世所公认，这又在实践层面为我们树立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典范。如今，朱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影响却十分深远。近些年来，一批青年才俊先后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老大哥院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西安任职，既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带来了重理论、重融通的学术风尚，陕西师范大学由朱先生开创的史学比较老传统后继有人。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一向对西部地区关爱有加、大力扶持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建议我们成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心，得到了学校的批准，并拟定就聘刘先生作主任，但他坚辞不就，只答应以名誉主任的身份作坚强后盾，而把我和他的弟子王成军教授推到前台。刘先生的设想是以中心为平台，团聚队伍，凝炼方向，形成特色，扩大影响。作为具体措施，则有招收研究生、在中西比较的总体框架下相对集中确定科研选题、编辑出版丛书等。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2012年中心正式挂牌时，刘先生不顾年高体弱，亲临西安，向全院师生阐扬中西比较的意义，又分头与相关年轻教师谈话，用耳提面命的方式循循善诱。2013年招收的中西史学比较方向的博士生也在王成军教授的带领下赶赴北京，向刘先生当面问安和请益。

　　王成军，1960年生，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人类起源的论战》、《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等。主要论文有：《论妇女在由群婚向对偶婚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摩尔根的蒙昧低级阶段说及其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意义》、《论诠释学对现代中西比较史学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中西史学比较得以可能的诠释与再诠释》、《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趋向之比较》等50余篇。

目录
丛书总序
绪言1
一、论题的缘由和意义1
二、学术史8
三、主要内容10
四、方法论13
五、着力点和不足之处22
六、结语24
第一章 中西原始文化的结构及其特征 25
一、中西早期的文化结构及其特征26
二、中西早期文化的特征及其对史学影响之比较 54
小结78
第二章 中西早期文化结构不同的历史原因 81
一、中华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成因82
二、古希腊文明建构的内容及其原因114
三、中西小同文化结构成因的深层次比较129
小结139
第三章 早期文化的理性化进程与中西传记史学的关联145
一、中国的传说传统与传记史学的产生145
二、古希腊的自然神话与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167
三、双方异同之比较192
小结 204
第四章 中西史学进一步发展的硕果——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 211
一、中国传记史学的产生 211
二、古希腊与罗马传记史学的产生233
三、中西传记史学产生之比较257
小结269
第五章 中西古代史传的结构及其特点 274
一、中国早期传记的结构和特征 274
二、古希腊罗马传记的叙述特征和结构 296
三、中西传记本质特征的共性与不同性之比较 312
小结 329
第六章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价值观的异同——求真与求善的冲突与统一 333
一、司马迁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特征 334
二、真与善的两难抉择——普鲁塔克传记价值观的内容及特征 356
三、价值观之比较——求真与求善的冲突与统一377
小结389
第七章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392
一、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的历史逻辑和突出特征 392
二、司马迁与普鲁塔历史成就的原因及其深远的影响 397
三、结语——文化人类学理论与中西早期文化研究的旨趣 403
参考文献 410
后记417

　《中西文化结构与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之异同：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曾这样讲过：“凡是历史事实都属于一特定时空，它身处于它的时代而与其他事件、现象相牵连；受它们或近或远的牵制，或受它们的提携、阻抑，而共同塑造它们的时代。这些相互影响的关联必须加以掌握；这些关联的广度与深度都必须加以认识，这是条件的解释。”①显然，对这种客观的似乎并不联系的历史条件进行探索，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正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这也就是我们对中西古典史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进行比较的历史条件和所要进行比较的历史性内容。归结为一句话，如何使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两人进行传记史学比较的客观性内容转化为可能性，并由可能性进一步转变为现实性，这是本课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和比较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论述古典文明史与现代文明史的内在关系时曾精辟指出：“如果以狭隘的实用眼光来看，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内容从时、空两方面说都很遥远；如果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来看，它又在眼前。”②刘家和先生的这一观点深刻指出了中西史学比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更好地从事中西史学比较领域之中的司马迁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比较提供了比较的可能性，而且对于我们具体进行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一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1）本研究对于深入揭示中西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因为中西古典史学是世界史学史上两个同时发生的最为发达和典型的史学形态，而传记史学则是其各自史学花园中绽放的璀璨的花朵之一。司马迁和普鲁塔克各自以其代表作《史记》和《希腊罗马名人传》分别成为中西“古典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并因其传记史学的杰出成就而铭刻于中西史学史的长廊中，并名垂后世，成为中西传记史学史中最杰出的史学家。虽中西古典时代音讯未通，文化发展轨道各异，但中西古典时代各呈异彩的发达的文明成果，特别是中西古典文明都具有的与现代意识紧密相关联的文化特征却将两者在对立中又统一了起来。因此，对两者的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探讨二者的传记史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的同与异，而从中西早期文化结构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二者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对于深入探讨中西传记史学的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本研究将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在当代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不可讳言，本课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目的意识，因为本人申报这一课题的初衷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途径，即试图将中国古典时代的传记史学在同古希腊的发达的史学特别是传记史学进行比较时，汲取古希腊传记史学的营养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史学，特别是本课题所关注的传记史学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得中国古老的传记史学在新的时代，在和西方传记史学的交融中，得到新启发，获得新发展。
　　从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在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件的连锁中，形成主要的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①说的就是一切的历史性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现代性，而其更深的学理则在于它彰显了古今一体的史学观念。借用西方著名的历史理论家、意大利人克罗齐在其《历史的理论与实际》-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格言“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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