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_文一著_9787302434207

　　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核心语录
　　Important Quotes“是什么东西，能够在一个穷国引爆工业革命，使经济腾飞？可惜，工业化的秘诀，至今无人知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说清楚，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没道明白，而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经济学更是误读历史、因果颠倒。难怪，工业化的浪潮，尽管在无数落后国家不断掀起，但除少数波峰能翻越贫穷的鸿沟，幸运到达高收入的彼岸，多数是无声退去，留下一片狼藉。‘进口替代战略’令人沮丧，‘华盛顿共识’治国无方，‘休克疗法’误人子弟，‘茉莉花革命’更是病急乱投医，致国家病入膏肓。在世界七十亿人口中消灭贫穷，仍然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可望而不可即的攻坚目标。但是，自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后异军突起的中国，正在以惊人的细节再次向世人展示着工业革命的秘密，尽管有些眼花缭乱。破译这个秘密并让所有穷国实现工业革命，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
　　“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英国光荣革命并没有使英国政府在与劳苦大众分享政治权力方面变得更加‘包容’（如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过于粉饰的那样）。它不过使得英国政府在征税、创造市场、开辟国际商业渠道、实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以及全面驾驭英国经济方面变得更为集权和强大而已。”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中国势不可当地崛起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正是因为它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市场创造的正确顺序和方法。这与其过去120年间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三次工业化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核心语录“工业化和技术创新的水平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是由国家能力实现的。之所以是英国而非荷兰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政商强强联合体制下成功开辟了18世纪全球最大规模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因而必然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纺纱机和工厂体系变得有利可图。类似地，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世纪末赶超并取代英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于美国的政商两界通力合作打造了一个比大英帝国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一市场培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工业巨头。今天，是中国而非印度做好了在21世纪取代美国制造业和技术创新地位的准备，也是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开创并继续开创着一个比美国还要巨大的超级市场。这一市场定会孕育比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勒等还要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没有工业化基础的民主制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而没有统一的国家意志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工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

　　引言第一章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第一章引言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世界。甚至直到十几年前（也就是大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还很少有人敢预测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强国，更别说全球性超级经济大国。事实上，很多人都在不断打赌中国的崩溃，频频引用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它使中国出口与过去增长趋势相比几乎永久性地削减了40%）作为证据。但现实一再无情地反驳了这些悲观的预测：随着35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走来了（came）、见证了（saw）、征服了（conquered）——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创造了比她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均收入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因此真正的改革开放到1979年才开始。本书完稿于2015年，采用的多数中国宏观数据截至2014年底，因此我们沿用35年这个约定俗成的整数大致作为从改革开放后到2015年的发展时间。另外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业化成就与改革开放后三十五年之间的关系，后续各章的很多地方都有讨论和阐述。
　　例如，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一年能生产500亿件T恤衫（超过世界人口的7倍），100亿双鞋，8亿吨粗钢（世界供给量的50%，美国水平的9倍），2.4亿吨水泥（几乎是世界总产量的60%），接近4万亿吨的煤（几乎与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量相同），超过2200万辆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1/4），和62 000个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超过美、日总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计算机、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大学生等产品的制造者。一句话，承受用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能提供全球1/3的主要农产品和接近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
　　中国实际GDP自1978年以来30倍的惊人扩张的确令人意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过去几百年的无休止的动荡、衰竭与内忧外患，还因为它那经久不衰的集权政治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见D.Acemoglu and J.Robinson,2012，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中文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最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见本书后续章节的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例如，他们不仅赞同埃及茉莉花革命期间解放广场抗议者的观点，认为“埃及贫穷是因为它被少数精英阶层统治。精英阶层为了自身利益组织社会，而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他们还认为“（解放广场的人们）对埃及贫穷的这种解释为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贫穷的根源……提供了普适性的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里通篇都企图说明一个理论观点： “所有穷国贫穷的原因与埃及贫穷的原因相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3）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极端贫穷，有的极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 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美国学者和华盛顿政府智囊Joshua Muravchik认为，“军事征服常常被证明是移植民主的有效手段”。类似地，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支持和辩护者，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和华府智囊Michael Ledeen也说，“人类历史上所发明过的最好的民主推广方案就是美国军队”（参见Greg Grandin, 2006, p.227）。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讽刺的是，在2011年推翻了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并开创了“阿拉伯之春”之后，突尼斯经历了4年经济停滞。而这之后，在2014年12月22日，88岁的突尼斯旧独裁政权前部长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先生赢得了第一次国家总统的民主选举。原因很简单，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转下页)
　　因此，尽管《国富论》出版已将近250年，尽管那么多的笔墨已经挥洒在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上，当代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黑暗中探索经济发展的秘密——那个神秘的能启动企业组织爆发式增长的“双螺旋”自我复制机制。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①
　　（接上页脚注③）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极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最大来源（见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13/tunisiabreedinggroundislamicstate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①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 pp.274276）。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 Macmillan, 2010, p.7）。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最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在经济学的另一个极端，单纯建立在边际分析和资源分配基础上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数学优美，却仍然面临如何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出发来推导出国家层面工业革命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艰巨挑战。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前所未有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关于从新古典模型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解释的努力，可见Desmet and Parente (2012), Hanson and Prescott (2002)，Stokey (2001)和Yang and Zhu (2013)等。这些模型试图捕捉经济发展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之相应的需求。这些模型忽视了与市场创造和劳动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协调问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对刺激供给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国家意志（政府）和其他因素在市场创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这些优雅的数学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是一纸空文，无法付诸实践。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极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其实，这一切不过是所有老牌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它静悄悄地爆发，像无声的热核反应一样，把一切对中国行将崩溃的悲观预言无情地吞噬在其迅速蔓延的冲击波和蘑菇云中。《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因其在过去几十年反复预测中国崩溃而闻名。类似的书和文章很多，对中国崛起的悲观预测在西方媒体中仍是主流，尽管这种预测反复失败（如，最近的一篇文章出现在美国2015年3月2日的流行双月刊《国家利益》上，题为“大限：迎接中国的崩溃”，参见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
　　到底什么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它在中国缺席和推迟了200多年？却又在十年“文革”摧毁了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和商业基因之后突然被成功引爆？地理、产权、制度、法律、文化、宗教、资源、科学、技术、民主、教育、国际贸易、产业政策、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等等在工业化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实现快速的工业化有捷径吗？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能否效仿中国的成功，在21世纪引爆它们自己的工业革命？印度新任总理莫迪承诺“使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印度能成功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见接下来的分析）
　　中国对工业化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历次尝试
　　工业革命似乎是一个戏剧性的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神秘过程。这个过程，少数西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在18、19世纪经历过；多数落后国家（超过世界人口的90%）在20世纪渴望效仿但不断地惨败。对于这一神秘过程，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费力理解和寻找答案。参考R. Allen (2009), D. Acemoglu and J. Robinson (2012), G. Clark (2007), D. Landes (1999), R. Lucas(2003), D. McCloskey (2010), J. Mokyr (2010), I. Morris (2010), D. North (1981), K. Pomerranz (2001)等。
　　但在过去的35年中，如果任何具备敏锐观测力的西方人能够每年去中国哪怕一次，摘掉欧洲中心观的眼镜，他将发现“神秘”的工业革命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看得见，摸得着。中国至少把英国在1700—1900年，美国在1760—1920年，以及日本在1850—1960年所经历的革命性经济变革浓缩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方观察员会在中国看到亚当·斯密（1723—179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大卫·李嘉图（1772—182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的思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超过10亿活生生的中国人生动地演绎和再现着——目睹那数以亿计的组织起来的农民工、纺织工、矿工、铁路工、商人、企业家、投机商、套利者、创新者、国家机关和有商业头脑的政府官员们。他们都穿着中式服装，因此在西方观察员看来显得陌生和异类。然而当下的中国或许比19～20世纪的西方列强更加善于演出“资本主义”这出大戏。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与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下，在没有任何“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光环下，邓小平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们已经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毁灭”精神转化为中国新纪元的绝对精神（引用黑格尔），并且是在西方学者所谓“榨取性”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重商主义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只把它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商业与制造业的核心论点。一个仅仅依赖农业的经济无法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在16～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型与开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事实上，不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那样，古典经济学家们，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内，很少重视重商主义固有的促进制造业的思想。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基于“美国体制”思想的美国工业革命。“美国体制”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在1791年构想的突破美国传统农业“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整个19世纪获得美国政府积极落实，让美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赢得了与英国的全球竞争。“美国体制”包含几个相辅相成的部分：高关税保护和促进美国北方新兴制造业；建立国家银行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并控制私有银行的风险；维持公共用地的保护和垄断高价，以获得联邦收入；对道路、运河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补贴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即通过关税和土地销售来获得政府融资。张夏准(2003)《富国的陷阱》一书中有许多关于重商主义及它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的例子。然而问题在于，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叶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重商主义（例如，进口替代工业化）但遭到惨败。这成败的原因正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但“资本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麦克洛斯基的“小资产阶级尊严”和致富冲动），还是一个崭新的信念和思想体系（J.莫基尔的“开明经济”），或一种新的工作道德（M.韦伯的禁欲新教），一种新形式的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塞穆尔·亨廷顿），或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卡尔·马克思）？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 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者们倾向于问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最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基于“榨取性”与“包容性”二分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参考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20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第一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中国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中英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分别在1840年与1860年左右）。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唯一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但半个世纪过去后，清王朝的努力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宫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希望中的工业体系无影无踪，神州大地仍旧满目疮痍。难怪中国在1894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技术重要。尽管南美印加农民数量是西班牙士兵的几百倍，配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西班牙士兵轻松击败了无组织的印加农民。然而，赢得战争或征服一个农业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工业化使国家具备人力组织资本与后勤能力，以保障组织军事力量并源源不断地供给战争所需的后勤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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