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尔达手绘木本植物_(英)玛蒂尔达著/绘_9787301273401

本书丰富展现了木本植物的多样性和美学欣赏价值，玛蒂尔达笔下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全书精选了最精美的木本植物代表作，共计23个科248个物种。玛蒂尔达的绘画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带给我们美的享受。这种特殊的美，既来自画者深厚的美术功底，也源于她对植物形态的真实记录和准确还原，以及作为一名科学制图师应有的认真、严谨的敬业态度。在绘画木本植物的时候，她节选植物具有生殖特征的部位，加上局部放大或者解剖图，这也是她的作品她区别于其他一些从事博物学著作绘画家的地方。另外作品画面布局比较好，风格大都是彩色与黑白相结合的方法，在欣赏她的作品时，会有一定的穿越感，画面的主体部分是用彩色来进行表现，而解剖图部分则用黑白素描的效果，这样会更加清晰地展示解剖内容的清晰与完整。

序

王文采
（中国科学院院士）

植物分类学在历史上首先在欧洲获得蓬勃发展，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就有意大利植物学家凯沙尔宾罗（A. Caesalpino，1519—1603）编著的《论植物》（De Plantis，1583，收载1500种植物），瑞士的鲍欣（G. Bauhin，1560—1624）编著的《植物界图览》（Pinax Theatri Botanici，1623，收载6000种植物），英国植物学家雷（J. Ray，1627—1705）编著的《植物分类新方法》（Methodus plantarum Nova，1703年第二版中，收载18000种植物）等几部大部头著作出版。
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 Linnaeus，1707—1778）编著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收载7700种植物，根据雄蕊数目、愈合情况和长度将这些植物划分为24纲。书中每种植物的种名（Species name）均由一属名和一种加词构成，这样，二名命名法和每种植物的学名得到确定，这对植物学知识国际间的交流和植物学的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林奈此书的问世标志近代植物分类学的诞生。
此后到19世纪末不断有大部头著作出版，著名的有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A. P. de Candolle，1778—1841）父子编著的17卷巨著《植物界自然系统初编》（Prodiumus systematis 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1824—1873，收载58975种植物），英国植物学家本瑟姆（G. Bentham, 1800—1884)和约瑟夫·胡克（J. D. Hooker，1817—1911）费时二十余年编著的《植物属志》（Genera plantarum，1862—1883，收载世界种子植物200科，7569属）。以上著作均用拉丁文书写，没有图。
19世纪中叶之后，法国植物学家拜伦（H. Baillon，1827—1895）编著了13卷的巨著《植物历史》（Histoire des plantes，1867—1895），收载了维管植物的所有科、属，给出了大量生殖器官的精美的插图，这对植物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在此书出版之后，德国植物学家恩格勒（A. Engler，1844—1930）和普兰特（K. Prantl，1849—1893）编著了23卷的空前巨著《植物自然科志》（Dienatürlichen Pflanzenfamilien，1887—1899），收载了当时有记录的植物界的所有纲、目、科、属，给出了大量精美图版。在19世纪，出版了不少科、属专著，不少国家、地区的植物志，在各种植物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科、属、种等新分类群，其中都包括不少植物插图。在期刊方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标本馆编著的专门刊载植物图版的期刊《柯蒂斯植物杂志》（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和《胡克植物图志》（Hooker’s Icones Plantarum）最为著名。大量植物图在植物学著作和期刊中发表，促使邱园标本馆编著了查阅植物图的索引著作《伦敦索引》（Index Londinensis，6卷，1920—1931；补编，2卷，1941）。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较迟，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开展研究工作。我们的先辈们非常重视植物科学绘图工作，编著了一些有关图志的书，如胡先骕、陈焕镛的《中国植物图谱》（5卷，1927—1937），胡先骕、秦仁昌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2卷，1930—1934），胡先骕的《中国森林树木图志——桦木科和榛科》（1941），刘慎谔主编的《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1936），周汉藩编著的《河北习见树木图说》（1934），方文培编著的《峨眉植物图志》（4卷，1942—1946）。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汪发瓒主编《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1955），耿以礼教授主编《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1959），傅书遐教授编著《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蕨类植物门》（1957），其后于20世纪70到80年代由植物研究所编著了7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1972—1983）。与此书同时，我国多数省、区的植物志，以及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1960—2004）也陆续出版。
上述著作中都有大量植物图，这为我国植物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上述情况可见，在近一百年的植物分类学研究中，我国在植物科学绘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但从我国极为丰富、复杂的植物区系来考虑，对不少科、属，如菊科、兰科、豆科、百合科、杜鹃花科、报春花科以及玄参科的马先蒿属，罂粟科的紫堇属，毛莨科的乌头属、翠雀属等，多数有科学意义、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科、属，都值得进行图谱方面的编著工作。这些都是显现我国复杂植物区系的基础工作，应予以重视。
不幸的是，在《中国植物志》80卷出版之后，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在不少地区陷于停滞状态，植物科学绘图也自然受到影响。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世界著名博物学家的经典手绘生物图谱，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想这类著作的出版具有借鉴作用，可能会促进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如上所述，我国植物区系丰富、复杂，有不少分类群的系统位置、亲缘关系等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可能得到解决。在此，我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的经典手绘生物图谱出版工作进展顺利，取得成功！

2015年5月10日
于香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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