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十多年来赣南闽西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考察》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视角与选题界定、赣闽边区与典型个案、文献研究与问题探索、学术前沿与研究价值、核心观点与研究框架、理论与方法、文献资料、典型调查资料等。
温锐，江西宁都人，先后就读于江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1993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前后工作于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1995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理论经济学，经济史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土生导师；长期从事近现代中国史与农民问题研究；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中英文版）、《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农村经济之变革》、《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问题》、《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与社会生态的互动——八十多年来赣南闽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考察》等，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农村经济》等刊物发表《清末民初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民间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认识障碍》、《政府主导与农民的互动》等相关论文数十篇。
前言
第一章 选题价值与研究思路
一 选题·概念·个案
（一）从农民流动与农民财产权谈起
（二）研究视角与选题界定
（三）赣闽边区与典型个案
二 学术回顾与问题研究
（一）文献研究与问题探索
（二）学术前沿与研究价值
（三）核心观点与研究框架
三 研究方法与资料支撑
（一）理论与方法
（二）文献资料
（三）典型调查资料
第二章 边区八十年农地产权变革与制度演进
一 变革基础：传统经济与社会生态
（一） 区位、人口与边区开发
（二）土地农有与产权多元化
（三）租佃制度与永佃权制
（四） 民间金融与实物借贷
（五）社区管理与公共产品
（六）社会生态恶化：战乱与边区商道
二 天翻地覆：苏区革命与土地财产权变革
（一）平田废债与划分阶级
（二）“抽多补少” 与“抽肥补瘦”
（三）反复平分与限制富农
（四） 苏维埃公有与土地农有
（五）查田运动：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六） 战时经济与农民贡献
三 赣闽新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另类试验
（一）蒋经国在新赣南建设中的农村改革
（二）傅柏翠的上杭县古蛟土地改革
（三）林诗旦主持的龙岩扶植自耕农改革
四 土改运动：走向“共产”的“农有”策略
（一）地权、债权与阶级政策
（二）平分式土改与瞬间的农地农有
（三）农村经济的多元发展
五 “一大二公”：快速前进的集体化运动
（一）“一大二公”与“先进等级”
（二）步步登高与共产公社
（三）共同劳动与工分口粮制
（四）辉煌中的灾难与农民的抗争
（五）退却策略与量变前进
六 联产承包：从包产到户到使用权长期化
（一）先富后富论与公社思维的分道扬镳
（二）农户经营：土地使用权的变与不变
（三）统购统销的终止与乡企、民工潮
（四） 民间借贷的复苏与农民地下金融
（五） 自然生态危机与林权改革
（六）政府征地与官、商、民矛盾
第三章 跌宕的农地产权改革与边区经济发展之困
一 褊狭认识：传统经济制度与阶级革命视野
（一）农地租佃制度属性封建剥削化
（二）拔高的地权集中度：村社公田、永佃权及其他
（三）高估的地富剥削率：地租率与高利贷
（四） 忽视的农民兼业：战乱与阻塞的商道
二 公私之争：难以“终结”的地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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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地产权虚位对边区发展环境的影响
第五章 农地产权制度重构与农民财产权益保障
结束语：解放农民：从保护“小”与“私”做起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936年秋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为拉拢傅柏翠，特许在古蛟地区保留分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列册批准，确定其产权。傅柏翠在古蛟地区实行一套脱胎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却又表现为“非共非国”面貌的土地政策，实际仍维持着苏维埃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这一分田制度能够在夹缝中保存下来，坚持到新中国成立，是由于傅柏翠长期成了国民党上层争取、利用的重要对象。尽管逃亡在外及邻乡的地主不断控告，但几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都想尽办法拉拢他，就连国民党南京政府也拉拢他，并且以特许的方式批准他维持分田制度。以致到后来傅柏翠被称作“闽西社会主义实验区的护持者”，古蛟地区被视为“新桃源”。古蛟地区的分田制度做到“相对的平均，每口大体可以分得2-3亩田地，农民吃饭决无问题”，因而受到古蛟地区群众的欢迎，人民基本上能安居乐业。
需要说明的是，历经30年代初的国共争战，1934年年底以后，闽西南地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宁洋、漳平等闽西各县）一直处于持续的半军事化状态。1934年年底，中共中央及主力红军离开后，留守中央苏区的4万红军部队，到1935年年初大部分被国军打散。闽西各地余留的小股红军逐渐汇集到闽西南地区，1935年4月，成立了由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原名为闽西军政委员会）；在张鼎丞的领导下，闽西南各地红军武装一直比较活跃，并创建了小块游击根据地。因此，1934年年底以后，尽管国民政府军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闽西政局，但是在闽西南地区，实际上还处于半军事化状态。很显然，在一个半军事化状态地区，无法进行正常的“地归原主”工作，同时，这也为当地的政治强人继续进行地权改革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傅柏翠的古蛟土地改革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为我们呈现了土地产权改革的另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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