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与德共司马光》：
　　司马光一开始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为虚职，从八品），后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一年后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得到朝廷准许。此后，司马光的父母先后辞世，他守丧多年，因过度悲伤，身子骨瘦得不成样子。丧满，司马光26岁，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任大理评事（相当于司法调研员，正八品），补任国子直讲。枢密院副使庞籍与司马池是故交，于是推荐司马光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礼院副职，正七品）。
　　当时是仁宗皇帝当政，仁宗赵祯是史上最厚道的皇帝，天性仁孝，对人宽厚和善，但宽仁必然少断，只要是非原则问题，皇帝处理的办法就是和稀泥。
　　司马光做事讲究名正言顺，不随大流，特别爱提意见。仁宗皇帝亲信的宦官麦允言去世，朝廷准备给以仪仗队。司马光提意见说：“古时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的亲信近臣，没有至伟的功劳，而赠以三公的官职，给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这就太不合适了。”至于皇帝听了没有，不得而知。郑国公夏竦去世，皇帝准备赐谥号“文正”。北宋时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防、王旦都被谥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改为“文正”。
　　司马光认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而夏竦是配不上这个谥号的。众所周知，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但是夏竦为人贪婪阴险，陷害名臣欧阳修、富弼，搜刮很多钱财，畜养了很多乐伎。总之，夏竦这个人私德有亏。这次，皇帝和了把稀泥，“文正”改为“文庄”。司马光也加官集贤校理（宫廷藏书校对员，从六品）。
　　应庞籍的征召，司马光任并州通判（知州副手）。麟州（今陕西神木）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成为河东大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司马光建议：“如果在河西修筑两个城堡，派兵驻守，同时招募百姓耕种，粮食多了，价格就会便宜，可以渐渐消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庞籍采纳了他的建议。要说这条建议是不错，但好的政策也得有合适的人执行才可收效，偏偏麟州将领郭恩恃勇轻敌，率千余人出城，直奔河西，前无侦察，后无策应，中无部队，只带酒食，不做战备。他们过了屈野河，走到一个叫忽里堆的地方，遭到伏击而大败。庞籍因此获罪去职。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朝廷只是表面上追究了庞籍的责任，不久庞籍重获重用，司马光自然无事。庞籍死后，司马光侍庞妻如母，待庞子如弟，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一个知道感恩之人。
　　接着，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当时交趾（今越南）进贡异兽，叫作麒麟。司马光认为异兽对治理好这个国家百无一用，完全是在浪费；不如用伺候它们的费用，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些有用的事情。
　　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即使是真的麒麟，不是它自己来的，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还献上一篇赋调侃这件事。
　　仁宗嘉祜六年（1061年），司天监上奏：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为六分半。按照惯例，日食被阴云遮蔽，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五月二十八日，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认为日光所照，遍布华夷，阴云所蔽，极近且狭。如果太阳实亏，被浮云遮掩，即使京师看不到，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这是极深的天戒，不可不察。四方不见京师可见，祸还比较浅。四方都可见而京师不得见，祸就渐深了；太阳象征着人君，天意大约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灾祸显著，普天下都知道危险，只有朝廷一无所知。以此说来，人君尤其应当警惕，忧念社稷。而群臣相率称贺，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欺骗天谴？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计算不够准确，应当治罪，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司马光最后说：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
　　被任命为同知谏院后，提意见成了司马光的本职工作，真可谓人尽其才。嘉祜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仁宗亲赴崇政殿，策试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参加考试的有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以及渑池县主簿苏辙。苏轼的对策入第三等，王介第四等，没有争议；但轮到讨论苏辙试卷时，大家的意见出现分歧。
　　苏辙的对策言切要率直，大意上说：自从北方息兵，陛下就弃置了忧惧之心，二十年了。古之圣人，无事时常存忧虑，并提前有所预备，所以有事的时候就不恐惧。无事时的忧虑，是为了有事时的不恐惧。
　　现在陛下无事就不无忧，一旦有事，又恐惧失措，臣以为，这不合适。臣听说，近年以来，后宫嫔妃，至以千数。坐朝时没听到征询谋划，在便殿也无所咨访。都是女宠害的。对内则伤害身体，对外则蛀蚀国家，败坏政治。陛下不能说在宫内好色不妨害处理政务。如今国家穷困，百姓怨苦，而宫中赏赐毫无节制；想要就给，大臣不敢谏，司会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员、养军队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进奉，陛下又自挖一大坑消耗剩下的财物，臣恐怕陛下将因此受到毁谤，民心不归。主考官胡宿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打算黜斥。司马光看了苏辙的问答后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斥。”争执到皇帝那里，仁宗又和了把稀泥，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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