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治片论：人大工作的理性思考》是作者郭树勇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从事研究的一部分成果，由多篇文章辑录成册。《民主与法治片论》共有18篇文章，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也有新近研究成果。其中有4篇关于人大制度，有9篇关于立法工作，另外其他部分涉及党的建设、对外事务、监督工作等等。作者以人大为出发点，不断延伸和拓展研究的视角和维度，如联系思考中国特色议会外交、上海特色人大对外交流等等，也有涉及德国经验，完善选举制度等内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任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秘书长等，代表性著作有《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中国软实力战略》、《国际政治社会学简论》等，代表性译著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等。

丛书总序
前言
国家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人大制度为例
人大制度创新：时间与空间
当代中国的两种基本民主形态：人大民主与协商民主
以民主、法治、治理的方式完善选举制度
法治思维养成的条件与环节
“德国经验”对我国立法工作的启示
立法主导要从加强组织协调做起
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同步推进
探索法治与社会治理的结合之道
社会管理的地方立法空间
推行简易体例，推进精细立法
人大提前介入地方立法的观念之辨
如何对待地方政府规章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民主政治需要信心、耐心和决心
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
关于上海人大对外交流交往的若干建议
在推进依法治市中加强党的建设
民主之参谋法治之智囊

《民主与法治片论》：
　　（二）特殊性方面
　　第一，国家建设进程和治理能力水平限制了不合理的制度移植。中国人民没有选择议会民主制，也没有全盘接受苏维埃制度，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与世界性主权国家体系不同，中国不是一个天然的民族国家，而是正在改造的民族国家，它的主权意识、民权意识和法权意识都比较弱，民族整合、文化改造、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任重道远，而上述这些条件国际社会中的相当_部分成员国特别是早期的成员国都大致具备了，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大多是由这些国家制定的，带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痕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执政者认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水平还不够，新的看似合理的政治制度会破坏相对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导致秩序的失败。
　　其次，党对开放改革的坚强领导有利于制度完善和世界贡献。中国共产党是借鉴人类成果创新政治制度的领导力量，它的核心地位不但是历史形成的，而且适应了国家转型时期对于权威中心的需求。以一个强大的政党来保障多民族的国家不分裂，来集中全社会的意志，保障庞大的人口不变成一盘散沙，克服农业社会中天然的保守主义和百年殖民和奴役中形成的排外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十分必要的。党将改革与开放结合起来，显然旨在把国际社会学习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以改革来融入国际社会，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建国初期，国家受到两极格局、冷战和集团政治的影响，开放的程度不高，改革无法真正实行。邓小平认识到，不开放就不能进行真正的改革。将改革开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国策之后，迎来国际多边条约的大融入时期。国内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逐渐与国际社会对接，行政管理体制也建立起来。加强顶层设计，主要是发挥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中的统筹协调作用，这与其他国家比较注意发挥地方自治的作用有着明显的不同。只要我党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继续保有合法性优势，就会继续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非但借鉴外来成果，还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将中国的经验向国际社会介绍，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国家制度的优势性，将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贡献给世界，推进国际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完善发展。
　　第三，国际经验比照往往成为中国吸纳国际政治制度的干扰因素。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超大社会，统治难度大，变革的成本也大，借鉴他国的制度，一般要三思而行，先行先试，试好了就全国推行。在这个三思和试行的过程中，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影响很大。波匈事件和苏联解体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执政者对于负面的意义或许看得更重，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放慢了政治改革。今后，对我国政治制度改革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恐怕是俄罗斯、印度和越南。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似，有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经历，容易对比。印度是与中国最相似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与面积相差不大，有着相似的历史任务。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接近我国模式的国家，它不但在进行大胆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正在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其政改的前途容易引发党内的讨论。
　　从人大制度的发生和发展路径来看，国家制度与国际社会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由于它的变迁涉及国内根本政治制度，因此体现出一定的长时段性、隐蔽性和非典型性。它的共通性与特殊性显而易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与国家制度的互动还在进行之中，不过其侧重点随着中国的成长步伐似乎已在转移到中国制度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