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锅肉和香菇菜心的语言等级_李倩　著_9787100112697

你看到的是凡尘俗世的热闹，这本书写的是语言学的大小原理。

这个世界最大的浪费，就是研究机构花了大笔经费大量时间做出来的科研成果，往往不被公众所了解。有的时候，甚至是学院派刻意用一套黑话阻隔了外人的窥探，好让他们自己保持智力优势。

这本书从吃穿用度、热门新闻、职场风波、人情交往、明星八卦中找到素材，认认真真做了一个“人话翻译”的工作。把学术圈的艰深话语翻译成日常生活的浅显直白。

这又是一本死磕的书，短短千字之内，却有专业理论作学术支撑。这辈子你可能跟语言学没什么关系，但合上这本小书，你对这门学科的许多分支都能有所涉猎。作者娓娓道来，你必有会心一笑。

　　5谁坑了东北话？香港女作家钟晓阳时隔二十几年后修订自己的少年成名小说《停车暂借问》，小说是沈阳姑娘赵宁静二十年的爱情与流离，“妾住长城外”、“停车暂借问”、“却遗枕函泪”三部曲，从四十年代写到六十年代，从东北写到香港，婉转曲折。不像金庸大师修改小说那般对情节伤筋动骨，钟晓阳最重要的改动只是“把当年一些限于经验资料缺乏没能解决的方言上的难题稍做处理”。她甚至借助新科技，找到了网络上热闹滚滚发展出的“一套颇为像样的东北方言的写法和用法的规格”。
　　作者广州出生香港长大，离乡别井多年之后连她母亲口音都荒腔走板，18岁才第一次踏足沈阳听到浓浓味道的关东腔的她，却认真地尝试用母亲和外婆的母语来写那段乱世情缘，真是个不小的挑战。若果做文本分析，钟晓阳熟读《红楼》，填词作诗，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了得，小说叙述的部分，依旧是才女作风，细致典雅，难怪有人把她称作张爱玲的传人。可到了人物对话，却认真揣摩着鲜活的东北口语，一下子就把人物放回了她的乡她的土她的来处。
　　“圆咕噜咚又一个，圆咕噜咚又一个，矮爬爬扁塌塌的，走道儿膗得膗的，眼睛小不点儿的。”——宁静这么形容一个日本兵。
　　“王八犊子，你不下来是不是？”——宁静这么骂姨娘生的弟弟。
　　“啧，贼坏。人家惹了你了？”——宁静这么跟心上人爽然发嗔。
　　可是，实话实说，我关于东北话的语言经验几乎全部来自于本山大叔的搞笑小品、《乡村爱情故事》的姑嫂拌嘴，所以看小说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时处于分裂之中。一面为明明暗暗的儿女情长感喟，为“早知相思无凭据”的暧昧纠缠触动，可小儿女正为半阕残词拉扯之际，男主角一句诧笑道：“啥玩儿？”，我还是会笑场。实在忍不住，想起小沈阳了。
　　在香港长大的钟晓阳形容东北话爽气可喜是得自母亲的乡音，但一定与我等北方人有着不同的语言经验，这不是我的个人偏见，是长期以来某一种语言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场合形成的刻板印象。总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开涮的表演加上题材永远局限于农村生活，并且在全民联欢会和电视黄金档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的方言，它在表达情深深雨蒙蒙的时候，叫人怎能不思维错乱？电影《春娇与志明》上市那会儿，发动了各地网友用方言给片花配音，有人上传了《翠花与赵四》——刻骨相思，用东北话讲出来，这真叫人唏嘘，反倒是钟晓阳和彭浩翔两个香港人给了东北话别样的机会。
　　6生番熟路去上海出差，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我去番（pan）禺路。“哪里？”看人家一时没反应，我赶紧照着上海人的方式表述：“番禺路，近虹桥路。”除了是全中国门牌号码管理最靠谱儿的城市之外，上海人在我看来也是定位顶有逻辑的，不管是商家指南，还是普通人口中，交代一个地点，除了指明在哪条路上，同时会说明，在近这条路上的某交叉路口。比如新天地朗廷酒店，网上查的地址是“卢湾区马当路99号（兴安路口）”。在没有GPS的时代，这种定位描述，信息充分、准确，非常有效率。因此我从善如流。
　　没想到还是被上海人鄙视了，司机依旧算得上温和，可是那语气中分明有海派的骄傲和对我们“乡下人”的轻慢嘲讽：“那是fan禺路好不啦？”我登时石化无语。别的地名读得对不对不敢拍胸脯，这番禺可是我们广州的地名啊，我们大街小巷电台电视，不论是粤语还是普通话，这个“番”字，都是读“潘”音的嘛。
　　在广州，番字两读，“几番痴心”读同“翻”，在地名番禺里却要读作“潘”。一般人觉得这就是个多音字，而语言学家从类似线索里，则发现了语言演变的规律。这就是清代大学问家钱大昕总结出的“古无轻唇音”。这条关于汉语声母演变的重要规律，说通俗点，就是上古汉语里，只有双唇触碰在一起发音的b、p、m；没有把牙齿放在下唇上发音的f。唇齿音f是唐宋以后才慢慢发展演变出来的。只是后来社会在变，语言也在变，一部分双唇音分化出了唇齿音，“番”字就在变化之列，改朝换代时节，日常口语“三番两次”随波逐流，牙齿轻巧地往前探，声母成了f。至于“番茄”、“番薯”、“番枧”，都是明清以后才从海外传入中华的东西，那时大势已定，自然也读如“翻”。但地名因为跟特定的山川、河流、区域相对应，在本地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为了交际的方便，读音字形需要相对稳定，以免造成误解含混。作为在战国时候就出现了的地名“番禺”，于是成了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遗老遗少，顽固地双唇一抿，保留了两千年前的古音。
　　上海开埠晚，很多马路的命名来自别处的地名。
　　就拿番禺路来说，一公里多长，北起延安西路，南至虹桥路，早年初建时以美国城市命名为哥伦比亚路，1943年改名番禺路，沿用至今。不少民国政要，比如胡汉民、叶公超、古应芬、叶恭绰都是广东番禺人，就算当初改名没有攀附权贵的意思，至少也沾民国望人的光。早年大家比较了解番禺二字的由来，也颇知道正音如何读。前几年还有老人家写信到报社提意见，投诉上海的72路公共汽车电子报站读了别字，把番禺路读成了“翻禺路”。风流云转世事变迁，在如今上海人的知识谱系里，番禺二字就只是延安西路附近的一条马路而已，甚至不知它是广州下辖的一个区，自然将番禺之番，等同于番茄之番。我接触到的上海本地人或者上海新移民，十有八九根本觉得说fan禺路天经地义。
　　我可没傻乎乎地跟出租车司机讨论古音演变，别忘了语言有个重要原则叫约定俗成，既然是在上海地界上，入乡随俗最省力气。至于回到广州，生番熟路，泾渭分明。
　　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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