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总是隐藏在各种各样被拆开裁减过的文字以及出土的残简碎片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但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去揭示历史的真实。
　　历史上的诸多人物或许并非我们在演义、传奇中所了解的那样，诸葛亮是出色的政治家，他忠心蜀汉，却不乏个人谋划；关羽很讲义气，但道德未必很高尚……作者抽丝剥茧，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展示出他们的另一面，隐藏在历史中的真实更值得我们深思。

人文大家张颐武教授、《百家讲坛》明史权威毛佩琦教授联袂推荐　　近年通俗讲史书畅销，迎合了大众既想成为知道分子又不愿意花费精力啃古籍的需求。本书所说历史不见于传统教科书中，确是来自真实可信史料。作者信手拈来，深挖历史的细节，不但证据确凿，而且趣味盎然。

汗青，历史研究者、古兵器收藏者。《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畅销书策划人，著有《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天崩地解：1644大变局》等，反响强烈。

上篇: 魏晋三国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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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历朝人物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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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丞相 /

外篇：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及性之关系 /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
　　——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随即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期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为“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力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
　　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得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仅仅是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也才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殁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毫无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唯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222），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力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力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借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力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他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三国志集解》），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殁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到李严与他分享权力，甚至极端地不愿意李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
　　两个托孤重臣，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于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223）“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严却于建兴四年（226）春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华阳国志》)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力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的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唯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两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力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已被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力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听”，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将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像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哪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千古第一人臣”之口，难道不奇怪么？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保卫任务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将其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兼近卫军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到不设史官，问题又来了。我想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唯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倘若说在刘备时期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是要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多少会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勋，谋为少府；建兴初，赐爵关内侯，后代赖恭为太常。……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广汉任安学，精究安术，与杜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后，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力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外，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权力的实质性行动。
　　在前面我说过，诸葛亮在北伐前并没有在军事上大展身手的机会，始终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他的才华，刚刚结束的南征，由于对手是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也并不能给他带来太多军事上的声誉。而在他发动北伐后，魏国“以蜀中唯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的反应，也说明了曹魏根本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来考虑。因此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蜀汉政权在战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对李严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有很强能力、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对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对他并不心悦诚服的政治势力时，还有着其个人在政治上的强烈需要。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了要李严带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成为由诸葛亮统帅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底底地葬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很清楚此事的后果，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的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郡、巴东、巴西、江阳、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
　　早在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就已经“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作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授了一个光禄勋的虚衔，并被弃于远离权力中心成都的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像北伐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他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话和发表意见的份儿。因此他以这样的举动明确表示了不满，并提出在政治上享受与诸葛亮“领益州牧”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设置巴州并由李严任刺史，那等于将整个蜀汉东部都划进了李严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尚书令的李严，就可以与诸葛亮这个丞相兼益州牧在各个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这一要求，按照他当时的身份和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只不过对诸葛亮而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此时他却又拿李严毫无办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暂不再提起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往汉中的事情[《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臣（诸葛亮）当北出，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李严第一次发出的对他被压制的抗议，使得蜀汉政权两个托孤大臣之间首次冒出了公开的、不和谐的声音，这也使诸葛亮进一步意识到他在蜀汉政权里的地位是受到威胁的，东州、益州集团的势力不可小觑。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了那些耐人寻味的举动，以及对刘禅所说的如“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表现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建兴六年（228）春，这场由诸葛亮筹划已久的北伐终于开始，然而由于诸葛亮亲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所统帅的数路大军被“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三国志·魏书·张郃传》)的曹魏五大名将之一的张郃，轻易于街亭一带先后击败，导致蜀汉政权的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作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为先锋大将的马谡，当时并没有像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牵连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的叔父），他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此后优游无事达二十年之久（关于此事见拙作《诸葛亮没有杀马谡》一文）。可以这样说，首次北伐失利使荆楚集团和诸葛亮都开始面临刘备死后的最严重的打击和考验，而这次危机的源头，完全是源自于诸葛亮的刚愎自用。
　　在此次选拔北伐先锋人选的问题上，诸葛亮充分表现出了他性格当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刘备临终前，或许是由于知道马氏兄弟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因此曾特别提醒过诸葛亮：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
　　然而在刘备去世以后，“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当回事，说严重点，此举甚至可以说是“背主”行为。而诸葛亮的一意孤行，将魏延、吴壹等宿将弃之不用“违众拔谡”的举动，可以想见，也是会让这些人很不高兴的（《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战果，这些问题自然是烟消云散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无功而返，还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便显得格外严重起来。
　　首先，诸葛亮要遭受来自魏延、吴壹等这一干军队中实权派们的质问，为什么先帝明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还要违背先帝意旨，不用我们而“违众拔谡”？
　　其次，当然是来自朝中的政治对手李严等人的诘难。以李严等人为首的东州、益州集团，一直遭受以诸葛亮为首的荆楚集团的排挤打压，在这次北伐的整个过程中，身为“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李严甚至未能有一点点发表意见和起作用的机会，虽然他不至于会对这次完全由诸葛亮策划和指挥的北伐进行掣肘和为难，但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有可能彻底打垮诸葛亮和荆楚集团的机会，李严等人显然不会轻易放过，必定会乘机大做文章。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然而他也知道仅仅是“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摆脱李严甚至魏延、吴壹等人的责难的，因此另一方面诸葛亮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这次由他全权指挥的北伐战役失败的责任，以便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显然就只能来自于马谡。于是其后果终于、也只能是“戮谡以谢众”，诸葛亮则自贬为右将军，但是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马谡则做了他的替罪羊，成为这场政治和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马谡被杀这个结果，我以为正是诸葛亮本人造成的。理由有四：
　　第一，诸葛亮背刘备遗命而“违众拔谡”，其罪在先。
　　第二，这次北伐是由他全权指挥的，虽然马谡在街亭有“违命之阙”，但而后的行动中却还有“箕谷不戒之失”，这个总不能也怪罪于马谡吧？因此追究起来还是他“授任无方”“不能训章明法”，完全委过于马谡有失公允。
　　第三，马谡虽然“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然而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一个前线指挥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战败也罪不至死。
　　第四，最后一点，实际上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诸葛亮从来都不像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执法公允而严明，他的执法严明是要看对象是谁和是否有政治需要，也绝对没有任何所谓的公允可言。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曰：
　　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仅仅因为以前的睚眦之怨，就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而诸葛亮面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一口回绝，非但如此，他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劳，正是大王面前的红人，他杀几个人算什么，连在他已经杀了数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那会让他不痛快。
　　这哪里是一个执法严明之人说出来的话，分明是一个惯于予取予夺之人的口吻。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他一贯被人推崇的所谓的“赏罚之信，足感神明”的风格和品质，存在极大的偏差。但我以为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因为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是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是不是有过失和犯罪行为。因此我才说在马谡生死的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要是有实现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权力让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去顾虑什么执法严明的形象问题，只要看看他对待法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个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为一名与诸葛亮过往甚密，又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熟知蜀汉军政事宜和局势的谋士，马谡当然是知道他这一败在政治、军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这样的结果将会给诸葛亮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带来的危害，同时他也深知诸葛亮的为人，相信这才是他畏罪潜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这样写道：“原深唯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无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势下，能以他来承担罪责的这一举动，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诸葛亮为什么不顾蒋琬等人的一再劝阻，甚至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丞相参军李邈进行处罚，并坚持要杀马谡还唯恐杀不成的态度。其实，以诸葛亮和马良、马谡兄弟同为荆楚集团骨干的关系，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执法需要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政处罚：
　　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这充分说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马谡去死，不然就不会对劝阻杀马谡的人厌恶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死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唯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而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此刻的诸葛亮，需要让马谡来承担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如果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那么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样一来他对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化解由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才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摆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像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比孙武执法严明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用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暂时成功地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以及像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和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们，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有达到，甚至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鉴于此，无论诸葛亮是出于蜀汉政权战略判断上得出的需要，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他都必须再次开始北伐来摆脱这样的局面。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不过诸葛亮确实是个出色的御手，虽然北伐战车已经停不下来，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在最后，他还是成功地达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辉煌的顶点。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229），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军，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会有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求以五郡置巴州”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矢之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
　　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话锋却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巅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
　　这样的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230），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力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