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济学_梁海明_9787550413368

“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作者聚焦如何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见解与操作性建议。作者的多篇“一带一路”、环球经济、文化产业和香港问题等的研究报告上交中央政府，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好评，结集收入本书。

本书主要分成四个部分：文化传播篇、企业走出去篇、地方政府篇、国际经济博弈篇。作者以国际视野、从海外角度去分析、探讨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径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契机。

序一

赵磊

梁海明是“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首批专家委员会委员。首先要热烈祝贺梁海明委员的新书《“一带一路”经济学》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认真研读的专著。

作为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梁海明主要从经济、商业和金融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中的经济现象，并尝试通过传媒、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的方式，来分析“一带一路”，务求提供给读者更多的知识和工具，去深入了解“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去发掘各种机遇，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

本书主要包括四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文化传播篇，主要是以跨文化传播结合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在“一带一路”背景之下如何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美食文化和文化产业“走出去”。当中，除了提出“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之外，还率先提出“一带一路”传播中需要更多使用金融语言、经济语言，并建议通过美食文化来传播“一带一路”，达到“民心相通”的目的，从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我非常同意海明的观点：“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巨大文化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为此，中国国民首先应避免表现出文化、经济上的优越感。其次，中国国民要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支持与真心合作。最后，国人要以身作则，发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传播中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进一步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和尊重。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即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的，才是中国想要的、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产品。换句话说，“一带一路”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企业走出去篇”，以商业的切入点、港澳台企业过去“走出去”的经验，来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内地企业未来“走出去”的机遇、调整以及或将遇到的风险。我同海明有一个共识，即“一带一路”需要更多的轻资产项目。古代丝路上中国对外输出的产品很“轻”，主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如今在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率先走出去的产业却都很“重”，如高铁、核电、航天科技和港口等。从全球跨国企业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类“重”的项目要取得突破乃至落地生根，殊为不易，往往是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且除了商业风险外，还会附带很多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人员风险。这对于中国目前大多数较为年轻和海外经验不足的企业来说，它们可谓较难承受之“重”。轻资产项目就是要在读心、暖心、攻心上下功夫，要打造能够赢得人心的精品，在品质与品牌上做文章。

第三部分则是地方政府篇，主要是结合“一带一路”机遇，给地方政府提出一些可行性比较高、能够落地的建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也要靠地方政府，两者之间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落实“一带一路”的关键力量。对中国城市和企业而言，“一带一路”的建立与发展是实现它们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目前，“一带一路”方案重点圈定了18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西北6省区，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西南3省区，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沿海5省市，内陆地区则是北京和重庆。实际上，上榜的城市不意味着有特殊待遇，而没上榜的城市也不意味着被“冷落”，关键是“有为才有位”。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含金量。经济与文化的联姻，是全球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也是“一带一路”丝路城市内涵的应有之义，文化是行走的经济，记得住乡愁的丝路城市才是真正有魅力的。此外，要考虑中国国内各省区之间的资源整合，要防止相关省市出现“一窝蜂上，又一窝蜂撤”的窘境。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国际篇，主要讲述国际上主要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并分析了当中的原因。我多次参加了有关“一带一路”国际会议，总体感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议题，但观点多元甚至杂乱。总体来说，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①中亚五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持怀疑态度，大多表示仍愿意看到俄罗斯在该地区发挥关键性作用。②俄罗斯欲拒还迎，仍然渴望成为主导力量。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中国在中亚的活动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③丝路沿线国家渴望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希望在丝路倡议的带动下实现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④基于旁观立场的美国，愿意从中分享利益而非进行对抗性的争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经两年了，但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如基本内涵不够明确，以及沿线地区政治安全不稳定、经济差异极大、文明上的冲突、各国具体机制的差异、丝绸之路主导权之争，等等。

对此，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对外话语体系应该更为清晰。总体感觉，中国专家在谈论相关问题时喜欢务虚，只谈互利共赢，不谈中国的具体利益诉求，让深受现实主义影响的外国人难以理解。在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国应该尝试自信地展示中国的利益诉求和困惑。本质而言，“一带一路”应该是一条务实合作的经济走廊，要让中亚和中东的资源，欧洲和东北亚的技术以及中国东部地区的资金在中国西部融合，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应扩大中国在沿线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使民心相通，其核心是语言相通、文化相通，中国应大力加强在沿线地区的文化传播，多交朋友，交知心朋友，让他们成为合作与交流的使者。

本书文字严谨但文风轻快，很多内容都是“硬货”，几乎每一部分都有内参上报相关部门。海明是典型的“一带一路人”，即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一带一路”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在聚智的基础上聚焦，让“一带一路”真正落地，利国利民。

希望有读者在读书之后真正上路。

（赵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与台港澳研究室主任、“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

序二

范以锦

刚拿到《“一带一路”经济学》书稿，亲切感油然而生。此书的作者梁海明先生是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的，而经济学院是从经济系发展起来的，我曾在经济系就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与梁海明属名副其实的校友、学友。自从国家高层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作为传媒学者，我很关注这一构想的传播。正因为这两方面原因，当梁海明将书稿交到我手上时我很快就浏览了一遍，并认定为其作序极有价值。

对“一带一路”的构想，所涉及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国家非常关注，作为发起国家的中国人更想看到有比较专业的解释。目前，各类机构的专家、学者正围绕这一构想进行多方研究，众多企业也跃跃欲试，期盼在“一带一路”方面有所作为。当务之急，需要有人站在宏观的高度和微观实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构想。目前，解读“一带一路”构想的参考材料和书籍已陆续出现，各类文章更多。无论书籍还是文章，大多从国际关系、外交和区域安全等领域来解读“一带一路”，当然也有不少涉及经济方面的，但见解大多比较浅显。梁海明《“一带一路”经济学》一书，就书名来看就与众不同。的确，“一带一路”饱含着经济学的视觉，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去研究。

梁海明的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经济、商业和金融的视觉出发，来探讨“一带一路”中的经济现象。虽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但并非用深奥的经济理论去分析，而是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达经济观点。在谈经济时不是就经济说经济，而是重视经济与传媒、文化的结合，运用交叉学科的方式来分析“一带一路”。这应该是国内首部以“经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一带一路”的著作。

梁海明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较新视觉的书，与其知识结构和长期业务实践的积累有很大关系。他就读过经济学专业使其有较好的经济学基础，同时其持续学习能力很强，长期以来围绕现实的经济现象有针对性地读了不少书，阐述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经济现象的功底厚实。从实践来看，他先后在媒体、金融方面的操盘等岗位工作过，对新事物比较敏锐，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谈“一带一路”比较到位。

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议题上，如果国人表现短视，言必谈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言必争中国所能获取的经济利益，而对他国的利益、他国的关切冷漠置之或者没有实际贡献，久而久之，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就会逐渐丧失信心，“一带一路”这个“合唱团”，难免会沦为中国的“独角戏”。而且，“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国国民更应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文化包容，参与更多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做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人更应照顾和重视各国合理的、正当的、实际的需求和经济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中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别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此书中有些观点曾在一些会议上或在某些文章中进行过阐述，当中有的观点曾获得有关方面的重视。这本书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并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这对有关部门做决策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对许多想在“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大展身手的企业而言，书中以商业的角度和通过传递港澳台企业过去“走出去”的经验，去分析“一带一路”下中国内地企业未来“走出去”的机遇以及或将遇到的风险，无疑有借鉴和警示作用。对关注“一带一路”构想的普通民众而言，本书没有太多学术性的专业名词，而是以轻松的、通俗的文字进行表达，易读易懂。

读懂这本书，让社会各界更好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并凝聚力量往预定目标走去，这应是作者的本意。如能引发更多的研究者、实践者参与进来，以创新的思维去解读“一带一路”，让众多的人共同为实现这一构想营造良好的氛围，推动中国实力的提升，这将会功德无量。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三

陈平

海明准备出新书，他问我能不能写序。我不敢贸然应答，因为我不懂经济学，对于财经方面的知识几乎为零，而他是财经专家，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新浪网、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开专栏、写评论、做嘉宾，是个名人。他说你不要有压力，随便写。

在“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的群里，海明是很突出、很活跃的。无论什么样的人抛出什么样的话题，只要他参与，都能应对自如，对答如流，思维敏捷，灵感纵横，反应神速。无论是经济、政局、文化、民生、教育，还是美食话题，他都能参与并发表见解，嘻笑怒骂，张弛有度，一个话题有他参与，往往会变得生动起来。他性格率真，真诚直接，语言犀利，有时候会把对话的人逼到无言以对，但又不失幽默。

每每群中有人汇报个人动向与活动的时候，他似乎最忙碌，飞来飞去，天南海北，参加各种论坛，出席各种活动，接受各种采访。而他也非常敬业，遇到媒体采访，都会认认真真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的情况，不忘记推广和宣传。

我在德国的时候，会与国内有六七个小时的时差，但什么时候上微信，似乎都能找到海明的影子，感觉他真是精力旺盛，一边写着稿子，一边与人聊天，他的写作速度跟大脑的运转速度很合拍，说到之处也就写了下来。我们刚刚聊完在“一带一路”上，如何把中国美食带出去，推广开来，他的文章第二天就出来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海明爱好美食，而且会动手制作美食，虽然我没有品尝过，单看他发来的图片，就能闻到香味。他不仅好吃爱做，还会讲出头尾缘由来。于是，海明与我，还有同样爱好美食、同样是青年才俊、思想睿智的一些朋友想到了“一带一路”上，中国美食应该作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去，用美食凝聚人心，用美味打动人心。海明写出了设立“孔子食府”的文章后，一时间，媒体纷纷转载，读者议论热烈，进而推动了大家的设想：尽快编撰一本《美食文化外交》。我们几人天南海北，整日在各地各国飞来飞去，最后大纲的撰写又落到了海明身上，不到一周，他又飞速地写了出来。

有人开玩笑说海明脑门大且光亮，里面装的都是智慧。其实我认为里面还有他的一种热情和进取心。他的本职工作虽是基金的管理者，但同时也以财经研究著称，成了半职业的经济专家，而且经常语出惊人，观点独树一帜，不得不承认他的聪明与天赋，在盘古智库里，他的意见也显得举足轻重。

海明做事情认真，追求完满。演讲的时候，看到台下的听众玩手机、打电话，心不在焉，他会很不满意，有时候会在台上表达出来，这点跟我很像。我们都不喜欢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愿意被人轻视与冷落，因为我们都很真诚、认真，也很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我们有点矫情。其实，这只是一种过度追求完美的体现罢了。

海明是个懂得情义的人，对他好的人，他也抱以真情，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他也是个性情中人，看不上的人，一点也不入眼，干脆不搭理。不是他傲慢，而是他不想耽误自己的时间。所以，他的文章往往可以淋漓酣畅地表达，而不去修饰遮掩。这一点，对于文人学者而言，非常难得。

海明上一本著作的序，是由他的太太来撰写的。知夫者莫过于妻，他太太说，海明的每一篇稿子都是他在哄孩子睡觉之后才开始写的，让人看到一个有责任感并且勤奋的父亲形象。对我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一个六亲不认、缺乏亲情的人，即便学问再大，名气再大，又能为社会带来如何积极的影响呢？

这三年以来，海明一直奔波在各地，努力从“一带一路”、自贸区、粤港澳合作和跨文化传播的观察者、研究者提升到参与者、实践者和引领者，知行合一，亦有所建树。

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些闲话，是为了弥补我对经济知识方面的不熟悉，不敢贸然评论。我说海明的另一面，是想告诉读者，这个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丰富埋头研究的学者与专家，其实更需要一些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实践者，来鼓舞与感染更多的参与者。海明是个有感染力的人，希望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以才华服务于社会，以智慧服务于民族，以睿智帮助于国家。这话虽然有些空洞，但若真能如此，海明必将成大气！

是为序！

（陈平，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专家，贵州大学国际民间艺术研究院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四

彭琳

从2013年到2014年，不记得是什么机缘，我的先生海明将他研究的重心从美国QE（量化宽松）和西方各国的经济困局上，转移到了“一带一路”。长期关注环球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他，一开始就十分确信中国设下这一盘空前庞大又玄妙复杂的政经棋局，必将深刻影响全国乃至全球未来十数年。

海明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可以说始于香港，2014年他已经展开了对香港学界和商界的考察、调研工作。

然而其时，香港几乎没人关注中央这个“小想法”，连一向灵敏的商界也没有什么兴趣。整个城市的精力既聚焦又分裂，空前亢奋也空前沮丧：许多人正热切地期望着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突破，将香港的经济命脉和前途更深地接入国家的轨道。还有许多人则宁愿拼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要阻止香港与内地融合与接轨。

在那剑拔弩张的两年中，香港又一次陷入迷茫，没有方向。当然，反正香港常常都是这样，停在原地，没有方向，见怪不怪，多年来我已经不太对此再有什么感慨了。曾在街头上壮怀激烈的人已经静悄悄回到了日常生活，似乎那种激烈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热切期盼的人们却也说不上美梦成真，掌管着这个城市心情的股市，仅仅是稍微给了大家几天幻想时间，很快就随着内地空前暴烈的股灾一溃千里。

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香港各界才终于大梦初醒，发现“一带一路”是巨大的商机，而各省各地都已经找好了定位，写好了计划，在最终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纲要中，香港只剩下一个“助力”的角色。

香港开始不断在各种活动上反复强调自身的金融、法律和国际化优势，最适合担任内地和国外Super Connector（超级联系人）角色，向中央要政策，要位置——尽管政商界大多不知道“一带一路”和“一路一带”有什么区别，特区政府多数高层连“一带一路”是哪个部委负责都没有概念，媒体和大众则从来都数不清“一带一路”沿线有多少国家。

亚投行成立了，不少人马上质问亚投行的总部为什么不设在香港？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海明也在香港的多次公开活动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撰文中，反复指出，在“一带一路”构思和亚投行筹备的过程中，香港都置身事外，这会儿一切按部就班尘埃落定了，却跳出来要求别人将主角的位置奉上，是什么逻辑呢？

让人难过的是，这似乎就是香港与内地错位的逻辑。变化的结点在2003年SARS（非典），中央开放“自由行”赴港的输血动作，香港经济发展的主题从此变成“北望神州”，从自由行到CEPA，中央给政策，香港提条件，踢一踢动一动。经济上依赖的同时，在精神上对融合的抗拒，敏感地维护自身的位置，渐渐又成为了香港另一个越来越鲜明的主题。一年又一年下来，如此一对矛盾的铰合，潜移默化成了这个城市冲突的内核。

并没有错，对于中国任何海外贸易、投资的计划，作为全球最知名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海明对多个“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考察中还发现，香港作为地位独特的国内城市，在与其他国家的信息交流、文化沟通、理念传播上的有利地位，其实更胜于其金融、贸易的旧有优势。也正是立足香港，着重国际视角而展开的研究工作，令海明写出了本书中多篇引起中央领导人关注、批示的深度分析。

在过去的两年中，海明为了阐明“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深刻内涵，不断在各个城市、各个国度间奔走，留在香港的时间并不多。但这个城市对他的刺激、启发与琢磨依然是成就这本著作的关键之一，尤其是长年在内地与香港的生活经历，让他深深了解任何理念、合作在跨地区条件下，总会产生绝不在计划之内的化学反应。

任何不同地区的交往，不同文化的接触，都绝不是一厢情愿、一劳永逸的美好愿景。本书中的多篇文章都在反复地警示在“愿景”之下，往往步步惊心，暗藏危机。

如海明所写，美国和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迥异反应，俄罗斯和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各怀心事，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欢迎中深藏的误解，将会与“一带一路”的推进长期并存。中国企业“走出去”却“走不进去”的困局，“一带一路”刚刚提出便遭遇的种种曲解，也都如同内地与香港在交融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始料未及却又是必然之事，都是经济学之中而又超出经济学之上的课题。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我想，换个角度来看，香港自身的经济迷茫与文化冲突，也许并非全无价值，反而是一个最好的借鉴，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未来解决各种文化和理念冲突、更好推动“一带一路”的一把钥匙。香港如果愿意，抛开对自身条件的自负，忘掉眼前的经济利益，真正投身到“一带一路”的筹划和助力中国“走出去”之中，或许也能找到突破自身困局和迷雾的一缕星光。

（彭琳，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

前言

作为一个典型的“一带一路人”，我和不少“一带一路”的研究者一样，老在路上，总倒时差，常换水土，不停找思路，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是在飞机上、在深夜里写成的，过程虽不易且颇为艰辛，但能在书中与读者们分享我这一年多以来对“一带一路”的思考、研究和建议，再累也是值得的。

这篇自序很久以前就已经写好了。不过，自从看了我的师长范以锦院长，我的兄长赵磊教授、陈平主席，我的太太彭琳女士为本书写的推荐序之后，我决定弃用我此前已完成的自序，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在范以锦院长的序里，把本书最重要的观点说出来了。赵磊教授的序内，则将本书最与众不同的特色（经济+文化）告诉了读者。在陈平主席的序中，详细地介绍了我外在的形象。彭琳女士的序，则是从内在着重讲述我研究“一带一路”的历程。

在这里要再次感谢范以锦院长、赵磊教授、陈平主席和彭琳女士，你们的序非常精彩，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十分感谢亨通堂创办人陆新之先生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出版书籍。

其次，要非常感谢“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赵磊教授，以及论坛各位委员们给我的启发和鼓励。同时，对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及智库各同仁们、各伙伴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我充满感激，在这里要一一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当然，我最需要感谢的，那就是梁太太彭琳女士。彭女士对不少领域的研究并不亚于我，但为了成就我的事业，甘于成为我背后的女人。她的付出和牺牲，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的谢意。

最后，希望读者们喜欢本书，并能通过本书获益，我对本书的所有缺失、错误及不恰当评论负上全责。读者如对本书有任何疑问，可发邮件：archie0706@hotmail.com与我联系。谢谢！

“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中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中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国民、媒体须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的态度，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中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中国企业、国民“走出去”构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发布后，有关该倡议的信息时时见诸中外媒体，成为世界各国热议的话题。毋庸置疑，该政策可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建立“命运共同体”，携手发展共进。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巨大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近期已有不少国家公开质疑中国此举是“朝贡制度”的翻版，是建立新的霸权主义，甚至是“围堵”他国。

因此，中国的国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举措和言论，以避免沿线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惑，否则容易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障碍，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对此，中国民众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注重提升自身大国国民的风范，进一步向沿线国家释放善意、消除误解，展现中国人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从而扩大中国与各国之间人文交流的深度、广度。

首先，中国国民应避免表现出文化、经济上的优越感。

其实，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炫耀优越感大都有害无益。以美国为例，美国常以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从高高在上的角度对众多国家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指手画脚，常遭他国民众的诟病、反感和抵制。

再以德国为例，当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原西德大举经济援助东德，西德的民众、媒体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不但以“恩主”的心态与原东德民众交往，更对前往柏林旅游的原东德游客，打出“柏林不爱你”标语及出言侮辱甚至是投掷物品攻击游客，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不少东德民众至今心灵伤痕仍未抚平。

随着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部分国人信心也开始膨胀，对于前往港澳地区旅游、购物这种互利互惠的举措，他们也出现了“恩主”心态。这不仅引发茶杯里的风波，在遭到国际媒体大幅渲染后，对国人形象更是有所损害。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中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中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国民、媒体须以美国、德国等的教训为鉴，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以及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 C u l t u r a l T o l e r a n c e），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中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中国企业、国民“走出去”，构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其次，中国国民要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真正支持与合作。

不少国人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理应通过这一倡议获取他国资源、能源，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这种想法和做法，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西班牙、英国都曾有之，美国现亦有之。如果中国的国民继续模仿之，不但不能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主的和平发展、携手共进之路，也会令原本对中国有期望、渴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国家失望，更容易令沿线国家对该战略的动机产生怀疑。

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议题上，如果国人表现短视，言必谈中国自身的利益，言必争中国所能获取的利益，而对他国的利益、他国的关切冷漠置之或者没有实际贡献，久而久之，沿线国家会视中国这种举措为狭隘、自私的，它们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也会逐渐丧失耐心、信心，“一带一路”这个“合唱团”，不免会沦为中国的独角戏。

“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国国民更须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包容，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做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人更应照顾和重视各国合理的、正当的、实际的需求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中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别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最后，国人要以身作则，发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传播中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进一步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和尊重。

英国、美国的崛起，分别以“自由贸易”“民主人权”作为价值体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带给世界何种价值规范？不少国人认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中国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该如何把中国的价值规范完整展现在世界各国民众面前？对此，欧盟的经验可资借鉴。

欧盟的核心价值规范可归纳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官方机构的对外活动，运用“五扩散”（无意识扩散、信息扩散、程序扩散、转移扩散和公开扩散）的方式，有意识地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展示自己的规范力量，此举不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令世界各国看到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也为欧盟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因此，要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价值规范，除了国人须进一步在人类和平与安全、国与国之间平等与团结、经贸上的自由与公平以及人类权益的捍卫等方面，展现出胸怀天下的雅量、气度和以身作则之外，中国的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也应在对外交流、合作中，通过“五扩散”发挥“规范性力量”，以此推广该战略的核心价值观。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要与沿线诸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和实现共赢，充满挑战，也藏有变量。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及其国民应尽力展现大国国民的风范，构建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助力该战略的成功实施。

“一带一路”下如何寻求文化共生

今天，互联网与大众社交媒体快速发展，令全球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度和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西方，源于拉丁文的“文化”一词，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与尊重，但在实际的文化交流中，却常常出现文化对抗、文化冲突。尤其一些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等优势，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习惯于贬损和牺牲其他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全球文化达到多元并存、多元共生的理想状态，殊为不易。

中国政府自2013年推出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为主旨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便有少数西方国家抹黑这一倡议，污蔑中国此举是希望恢复朝贡体系，进行经济殖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

出于政治目的、现实利益冲突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源于文化冲突。追求“和而不同”是中国一贯的文化理念，这与西方的理念有很大不同。

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的阻力。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减少文化上的冲突，寻求文化共生，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其一，不应只强调多元文化，文化共生更需要创新。如果一味疾呼文化的多元性，容易因自身私利、个人局限，让文化冲突加剧。我认为，在强调文化多元的同时，应该更加强调共生。因为只有各方有感于大家都是共生联结的共同体，才能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彼此的不同。

中华文化要与其他文化长期共生，需要有创新思维，澳门特区的经验就很值得借鉴。在澳门，不同种族、不同习俗、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民众，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共生，孕育了既不同于中华文明，又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不应将中华文化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也不应刻意彰显中华文化的优胜之处，而是要以“双向车道”的平等、互利的态度，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各美其美，共生共荣。要采用创新的思维，主动把中华文化与其他多元文化进行大融通，创造出互相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文化。

其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应加强双向沟通。由于文化认同、文化共生，往往具有奇异的力量，可以打破地理的界限，甚至促使受众对境外的某种文化认同程度高于自身文化，这种效果过往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流行文化中已多次被证实。中华文化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同，进而推动各方文化走向共生，我国媒体在海外宣传中，就要摒弃过去在国内惯常的单向“灌输式”传播模式，加强双向互动、双向沟通，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格局。具体而言，我国可先与沿线国家有近似性的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传播、交流，讲述更多软性的中国故事。同时，要激发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未来的信心。我们在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应多向国内传播、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增加国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兴趣。

其三，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智库及文化产业界等机构相互结合的作用。具体而言，学术界、智库首先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其次，政府及政策制定者要最大限度地运用这些知识，以此进一步促进、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产业界的任务，则是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领域的合作和贸易。近些年，文化产业不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不但比单纯的海外宣传更能推广中华文化，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还能扩大双方文化产业的国家贸易额，通过加强双方在文化商品上的物质联系，以提升其中附加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广力度。

简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应建立在文化共生而非文化冲突的立场之上。在文化交流上进行创新、增强双向沟通及增进文化产业合作，才能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文化共生疏通渠道。进一步利用文化上的交融和共生，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担当桥梁角色，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

“一带一路”须注重保护中国企业知识产权

在“中国制造”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国品牌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关注提高知识产权、品牌商标的保护意识，合力构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施机制，这样既有助于推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助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部署下，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企业要“走出去”，除了“思想先行”“粮草先行”，做好前期规划、风险评估和以雄厚财力作为后盾之外，还需要有“知识产权先行”的意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商标战略实施机制，提防中国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到侵犯。

中国企业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商标遭恶意抢注，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常被外界忽略的，但这又是较迫切需要解决的环节。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过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商标遭国外企业抢注而失去商标经营的自主权，例如“飞鸽牌”自行车商标被印度尼西亚抢注、“海信”在德国被抢注、联想因“Legend”在很多国家被注册要改用“Lenovo”等。

众多中国企业品牌商标遭外国抢注，固然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外的声名鹊起，关注度越来越高。似乎可以用法国名牌“Chanel” 始创人CoCo Chanel的名言——“被人仿造是一场灾难，没人仿造是更大的灾难”——来阿Q式地安慰自己。但在现实中，那些被外国抢注的商标，中国企业无论是要通过法律手段向国外企业赎回这些商标，还是另起炉灶开张新设商标，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非常昂贵，这也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带来不少障碍。

中国企业商标被抢注的原因很多，在用一只手指指责外国企业恶意抢注的同时，另外四只手指需要指向自己，深入检讨被恶意抢注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常常等到自身出口业务形成一定规模时才想到海外注册，却可能为时已晚。二是企业对投资所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了解不足，缺乏品牌商标的防御思维，在部分商标法不太健全的国家，的确常常发生商标原所有人无奈放弃品牌的案件，或是至少要付出高额的经济补偿。三是企业常常过多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成本（由于海外商标保护、维护等费用较高，增加中国企业的负担，导致不少企业放弃商标保护），而且在商标遭外国企业抢注后维权意识不强，助长了抢注的坏风气。四是目前在国内企业中，拥有专门知识产权保护队伍的企业为数甚微，企业制定品牌商标保护战略时，缺乏知识产权人才，而且也缺乏官方相关的数据和专业指引，因为后知后觉导致未能抢占先机、提前部署品牌商标保护程序。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知识产权领域的争夺，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布局全球、直面环球商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在前车之鉴下，企业更须具有强

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光是中国企业，还包括中国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在以下几处发力。

对中国政府而言，政府一方面可考虑从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

养、储备，加强对品牌商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认证、诚信机制建设及规范管理，以及增强培训机制等方面着手，开展前瞻性规划，组建系统的、完善的品牌商标服务专业队伍，为到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商标遭抢注问题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政府应提供更多资源，对到海外注册商标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国企业提供资金补助，解决注册费用高昂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品牌商标行业组织、协会的建设，加强发

挥他们的“三自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多提供一层保护网。

此外，政府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商标领域的合作备忘录，通过这一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协助遭抢注商标的中国企业，能在相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妥善解决商标

问题。

最后，政府也应考虑设立对知识产权、商标保护不力的国家黑名单，供中国企业参考。与此同时，政府可通过每个季度发布有关哪些国家对品牌商标侵权情况比较严重，中国企业在哪些国家需经常申请注册保护，同一行业在哪些国家已有注册等最新信息，以及提供各主要国家中国企业商标注册程序、商标注册数量、侵权诉讼数量和企业维权平均成本等信息，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可掌握相关权威资料，提前部署。

对企业而言，它们既要培养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的海外思维模式，也应考虑创新商标保护模式。例如采取家族品牌策略（Family Brand Strategy）、多元品牌策略（Multi-BrandStrategy）和联合品牌策略（Co-Branding Strategy）三结合的新模式，在“走出去”时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消费人群，采取不同的品牌策略，不但可避免一旦商标遭抢注就全军覆灭的窘境，还可通过与投资所在国的知名企业合作，共同推出产品，并冠上共同品牌，为中国企业在竞争激烈的海外投资市场中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制造”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的今天，全球知名的中国品牌却如此之少，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关注提高知识产权、品牌商标的保护意识，合力筑建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实施机制，这样既有助推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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