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治要_周贵轩著_978755027530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是基层干部周贵轩先生的一部读史著作。全书共分九章，历时性的对各朝代帝王的治国政策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自己的多年工作经验为参照，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三千年的治国理政经验，提出了治国理政要注重民生民意的命题，是为当今领导干部理政治国的重要参考。全书学术严谨，文笔凝练，是史海弄潮之作。

第一章天命天意与民生民意

在综合表述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理念的发展过程之前，有必要就天命、天意与民生、民意问题先做个简要说明。这个必要，是由贯穿中国历代帝王治国理念发展全过程中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笔者试图探求治国理政的内在规律，或者说意在表明治国理政要注重民生、顺应民意这一历史学术论点所必须要讲的。

由于中国自然气候、地理环境适宜华夏祖先发展农耕为主的经济和与之相应形成的文化源流等多种因素所决定，我国经过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从夏王朝草创以农立国的国家机器开始，古代的各个朝代都没有形成像古希腊以商立国的各城邦国家那样，主要以国家成年男性公民进行选举的方式解决国家权力归属问题的现象，即不存在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执掌者的政治体制。因此，人们头脑中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因而也就更谈不上有君权民授的民主思想及其观念（古希腊自由民有选举权，但占人口多数的奴隶和妇女没有选举权，所以“君权也不是真正民授的”——列宁语）。

中国从夏朝以后，历代的开国帝王都是通过军事武装斗争或以军事武力为后盾的宫廷政变和兵变等流血和不流血的方式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然后，其帝王权位以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方式在帝王一家世系中传承（包括帝王家族中的其他人通过权势大臣拥立继位和帝王自家人以军事反叛方式夺位）以维持其家天下的统治。正因为国家权力归属方式如此，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每个奴隶制王朝和封建制王朝总是建国创业之后难以守成长久，因而比较有作为的帝王多因他们顺应了建国创业前后的时势而在朝代前期出现，即使中期有中兴之主或后期有明君治国也终究难免其政权不走向衰落、败亡。有的朝代甚至“二世而亡”。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总是呈现出旧政权被新政权取代这一长久反复更替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每个取代旧政权创建新政权的不同出身的人和得以继承其权位的子孙，之所以能坐上唯我独尊的帝王之位，主国之兴衰沉浮，定民之生死苦乐，尽管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和机遇，而他们本人却无一不认为这是天意所定，是上天授予他们统治、管理国家的权力，即都有天赋君权即君权神授因而崇拜上天和已升天的祖宗神灵的天命观念。因此，每个帝王把自己治国状况和效果的好与差、维持帝位和国祚的长与短，也都归之于天意，认为是天命所定。不只帝王个人这样认为，历代天下百姓一般也都这样认为，就连被帝王统治和管理的每个臣民的身世、遭遇怎样，以至一个家族中有人当官封侯或科举金榜题名，也基本上都归于命中注定，与上天或祖宗埋葬地相关。就是说，我国有帝王存在的各朝各代，帝王天命观和人生天命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上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虽然世界历史上不乏以农立国的民族和国家，但它们的文化源流多使人们信仰某种宗教，就和有古希腊商贸文化源流的国家一样。它们的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各级掌权者治国的认识也就常与宗教观念相联系，不少民族和国家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中国则主要是天命观念贯穿古代和近代（宗教观念仅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曾一度在社会上流行）。这就是上述所谓独特性之所在。

天命，即上天之命或上帝之命，是人们对社会现象（包括人生际遇）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一种虚构的解释。天命观念是只存在于人们头脑中以自我虚构出来的世间主宰（包括祖宗墓地风水）为来源的唯心观念。宗教观念则是对自我虚构的世间主宰产生信仰加以崇拜且有系统教义的唯心观念。二者实质相同，都不能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

天底下有许多人，经过母系群婚共同体和父系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原始社会之后，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因社会上有了供人们食用消费仅能维持劳动生产能力之后的剩余劳动产品以及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而解体，出现了：1.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即把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变为私有财产的家庭；2.按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少（包括由战俘变成的奴隶）区分成的阶级；3.由大致一定的地域内许多家庭组成的国家。家庭、阶级和国家都是随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形成的。

在每个有大致一定地域范围的国家中，一部分人因为占有较多的私有财产而成为统治阶级，另一部分私有财产较少的人则相对成为被统治阶级。财产的私有在激发人们创造和以各种手段追逐物质财富的同时，总是要出现一些人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对另一些人进行经济剥削而导致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即“发生了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蓄与集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的贫困化”（恩格斯语），因此，无论哪个国家被统治阶级的人数总是越来越多最后成为大多数。

在凡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实行阶级统治的国家里，被统治的分布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大多数人们，统称人民。不论哪种社会形态的国家，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体。人民要靠吃穿用住而生存、生殖、生活，为此就运用体力和脑力创造发明生产工具并彼此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从事生产劳动即开展经济、文化活动，这叫民生。简言之，人民生存、生活的状况（即民生状况），就叫民生。人民总要求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身体健康、提高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要求长期过太平美好的生活。人民在为实现上述要求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向、意愿、意志，就叫民意。简言之，人民意向、意愿的要求（即民意要求），就叫民意。在国家自行消亡以前的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里，人心的向背，就以民生是否能得到保障和改善、民意是否能得到畅达和顺应为转移。

民生和民意，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自出现国家后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并且因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生生不息而总是处在不断更新的动态变化之中。将来国家自行消亡以后，原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民生和民意，就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即公民的民生和民意了，二者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不断更新变化，直至永远。

民生和民意关系到阶级社会总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决定着阶级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具体到一个国家来讲，民生状况能不断随民意要求得到改善，国家就朝兴盛方向发展前进；否则，就停滞不前继而走向衰亡。这个观点，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哲学语言表达，就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以上所述，就是任何时候都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自古到今，地球上所有不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国家，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及其下属执掌国家各级政权的全体从政者，都肩负着治国的任务。所谓治国，就是运用权力统辖、管理国民国土和总揽处理国家事务。具体地讲，就是根据国人追求经济文化利益的愿望，运用权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保卫国家安全和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处理国计民生问题，也即运用权力处理与他国之间的民族利益矛盾和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概言之，治国就是运用权力来处理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国际间的民族矛盾。只要人类社会还有国家和由此产生的治国任务存在，治国就不能依靠崇拜上天、祖宗神灵的天命观念或崇拜上帝、真主等的种种宗教观念，只能立足于处在变化动态中的与大多数人利益时刻密切相关的民生、民意现实。

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动力又是什么呢？由于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主导因素，而劳动者就是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现实意愿要求（即现实的民生状况和民意要求）就是生产力不断向新的高度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即必须生产可供吃、穿、住、行等多种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就是靠人们（在阶级社会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必须能够生活”这个原动力，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量变和质变的。

这个原动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在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的阶级社会，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各种非暴力方式直至暴力手段不断进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被推翻、人民当家做主但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生产关系自上而下不断进行的改革。在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这个原动力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通过人们的生产活动不断加以解决以满足人们“必须能够生活”的需要。“这个矛盾作为一种客观的强制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是永恒的，因此，这种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各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共有的。而且，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必须能够生活”的状况也就是民生状况，从起码维持生存开始，总是没有尽止地不断要求改善和提高的。而人们这一要求的意愿也就是民意要求随着“必须能够生活”所需的不断得到满足又总是没有尽止地不断换新和变升的。当社会中产生“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后”，在这个原动力不断推动下得到发展的生产力，“才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现实的民生状况和民意要求作为现实生产力的原动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内在的、永恒的推动力量。

总之，一个国家，无论是有着以农立国的古代农耕文明，还是有着以商立国的古代商贸文明，或是游牧文明等，都是人类在不同生存环境中必然要经历的社会文明。尽管不同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国家权力归属方式上的不同，但不同的权力归属方式也都是不同国家的国人在各自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至于国家的兴衰存亡，无论该国古代文明、文化源流、国人的信仰和观念及其权力归属方式如何，则都主要取决于治国能否立足于使生产关系适应现实的生产力，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也即能否立足于民生民意的现实。

综合地看待我国历代帝王，可以说，所有帝王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相信天命的，治国都持有天命观念，无一例外，并且没有哪一个不利用天命观念神化自己的王权或皇权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但是，除夏、商两朝治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民生民意认识外（商朝已有启蒙性认识），除后世有的朝代个别痴愚国君根本不懂治国之道、谈不上有通常意义上的治国作为外，各朝绝大多数帝王（包括有的暴君、昏君）不是只依靠天命而主要还是凭自己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对各自所处时代民生状况和民意要求的认识水平治国的。他们不同程度地关心、重视民生和民意，因而对治国各有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当然，他们关于民生民意问题的认识，因为时代的局限或者说受当时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在哲学意义上讲，都是属于不自觉性质的。

本书以下各章，就主要叙述他们的治国认识，并用以论证笔者上述关于民生民意问题的观点即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个历史政论性学术论点。对待古帝王们的治国认识，我们应该“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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