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1_林莽、吴思敬主编_9787506387521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不断扩展《诗探索》的有效读者群。办好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的诗歌研讨会和有特色的诗歌奖项。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贡献。

《诗探索1》由林莽、吴思敬主编，分为作品卷和理论卷。作品卷包括诗坛峰会、探索与发现、汉诗新作、新诗图文志等。理论卷包括纪念沈泽宜、新诗形式建设问题研究、诗学研究、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结识一位诗人、新诗史料、外国诗论译丛等。

迟到的青春祭

——沈泽宜周年纪念，兼怀张元勋、林昭

谢冕

几次提笔，思绪万端，不知如何落墨。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个个都走远了，他们已读不到我的文字，我是有点悲哀了。记得当年，我们青春年少，雅聚燕园，诗文相许，天下为怀，是何等的文采风流？同学沈泽宜来自江南，能歌，善舞，写一首好诗，文笔漂亮，朗诵也是一等的，典型的一个江南才子。那时周末总有舞会，有时不止一场，大、小饭厅的舞会规模最大，可容千人，一体（第一体育馆）、二体（第二体育馆）也都有，规模略小一些。舞会一般是学生会和团委组织的，自由参加，不收费。那时沈泽宜舞姿翩翩，总是舞会中的王子。他一表人才，加上才华横溢，很赢得女同学的欢心。我非这里的常客，多半只是热情的旁观者。

认识沈泽宜是在北大诗社。我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成了诗社的新成员，受到包括沈泽宜在内的老社员的欢迎。沈泽宜和张元勋是同年级，1954级，比我高一届。林昭也是中文系，也是1954级，但与我们不是一个专业，林昭是学新闻的。诗是我们友谊的纽带，我们在北大诗社成了朋友。以后创办文艺刊物《红楼》，我是诗歌组长，他们成了编辑和作者，我们依然是北大“诗歌界”的朋友。五十年代中叶，正是“百花时代”，“反右”还没开始，有点歌舞升平的样子。那时我们踌躇满志，课余经常为诗聚会，或是编务，或是约稿，有时则是“相互切磋”。日子是无忧无虑地过着。

到了那一年，欲说还休的1957年。因为毕业班的同学即将离校，我们有了一次颐和园之游，算是离别前的一个聚会。那次郊游张元勋和林昭参加了，沈泽宜没参加。大家尽情地享受着昆明湖早春的宁静，谁也没有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还是尽情欢乐。1957年的5月19日，我们在排云殿前照了一张《红楼》同人的合家欢，林昭带来了那时算是高端的120照相机，她是我们的摄影师。那张众人簇拥在石狮周围的合影里没有她，她因摄影而在画面外。

颐和园归来已是黄昏，当晚有全校大会，一位校领导作报告。大家一如既往端着个人自备的木凳，散坐在大小饭厅之间的树下听会。树叶绿了，天已暖和，可以感受到春风和煦的意味，一切都是平静的。事情就发生在报告会后，同学们开始对报告的细节提出质疑，大饭厅前出现了大字报。在这些大字报中，最显眼的是一首诗歌：《是时候了》，作者就是沈泽宜和张元勋，我的两位诗歌朋友。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个夜晚，这首诗，后来被称为“右派向党进攻的信号”。而这首诗的作者，竟是我当年亲密共事的同窗。我记得，当日猝然的反应中我是有点惊恐（为他们的激烈），又有点内心的敬佩（为他们的勇敢）。在那个年代，在我的有限的经历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局面，我内心的复杂可以想见，而我的复杂心境中又夹杂着对他们的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事情的严重性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不期而至。严重的“反右斗争”于是开始，我们的青春梦想开始破灭。记得这一年年初《红楼》创刊，急切中选用了一幅国画做封面，那画的题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想竟一语成谶！

沈泽宜和张元勋先后陷入危境。但他们并不止步，接着又办起了《广场》，更加引人注目了。他们抗争着，而后则是挣扎着。他们陷入无休止的被批判、被斗争的旋涡中。而我们这些侥幸者，作为“人民”，处境也并不美妙。我们也是自觉或被迫地与他们“划清界限”。事情的严重性是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年所难以预料的：白天还是一道嬉游的朋友，一夜间就变成了“敌人”！这在我们的青春时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没有经历过1957年夏季的人们，完全难以想象我们当年的幻灭感。

林昭在“反右”开始时并不激烈，她同样陷入了内心的深刻痛苦之中。在《红楼》编辑部的“声讨会”上，她针对张元勋发言说，自己有“受骗”的感觉，一语道破了她当时爱恨交加的心境。情况继续恶化，终于有一天，她控制不住而爆发了。她站上露天的演讲台，向人们披露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当日被广泛流传的她的“组织性和良心矛盾”说。林昭从此走出了觉醒与抗争的第一步。而我们，至少是我本人，只是在内心的深处暗暗地倾慕着，为自己的朋友骄傲——她说的，也是我们想说而没有勇气和胆量说出的。

此后的一切，人们大体都已熟悉：张元勋被逮捕，在监狱待了多年，刑满安排在监狱“就业”；沈泽宜在全校大会“坦白交代”，而后被发配去了陕北，又几度入狱；至于林昭，走得比他们还远，先被划为右派，上书，入狱，再上书，再入狱，最后以一颗子弹惨死刑场。他们先后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哀、大惨烈。张元勋后来成家，有妻儿相伴，晚年还算平遂。林昭终生未嫁，爱过，被爱过，但作为女性，她没有成为妻子，也没有成为母亲。他们的青春年华，被无情的现实夺去了，留给他们的是世人的一声扼腕长叹。我们当年，被不断地灌输思想，青春应当如何如何，年轻的时候轻信，其实，并不如何如何，青春易逝，悔恨无及。

沈泽宜经历了无尽的苦难，终于回到湖州老家。那时老母和小妹尚在。回来时没有名分，他被安排在街道做粗活，挖地沟。虽苦，但毕竟还有家的温暖。后来，母、妹相继去世，他孑然一身，伴随着他的是无边的孤寂。落实政策是后来的事，他本来学业优秀，有精深的学养，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教授，讲授古典文学，有关于《诗经》等研究的专著出版。他热爱诗歌依旧，又专注于诗歌创作，在他的周围很快就凝聚了一批诗人，他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二十一世纪第一年，第一届新世纪现代诗研讨会在湖州召开，是由他一手筹划的。以后几年，他都热情地参与了各种诗歌聚会。他依旧舞步轻盈，歌声激扬，但他寂寞依旧。

他依然憧憬着年轻时的梦想，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妻，过一种有着文人雅趣的诗意生活。但岁月无情，年华已逝，如今的沈泽宜毕竟不是当年北大舞会上的沈泽宜了。他为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他不肯降格以求，于是他只能这样孤寂终生。我读过他的许多情诗，在诗中我认识了他的“西塞娜”。我相信这些诗所写的，有的是“实有”，更多的是“虚有”。他是太寂寞了，只能以这种“假想”的方式来慰藉自己。我常想，他有那么多的梦想，又吃了那么多苦，上天应当格外眷顾才是。然而，没有。天道不公！他只是寂寥地一人独行，直至生命的终结，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惋！

湖州因为有了沈泽宜，那里的诗歌活动充满了生气，而且在他的提携和影响下新人辈出，他无疑是那里的诗歌领袖。在湖州，我在一些发言中不讳言对他的褒扬和感谢之情。我想，也许唯有诗歌能给他以慰藉，唯有诗是他在人世的最爱。他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家乡的大地。他因他的诗歌而无愧于家乡。由此我悟到一个道理：一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人领头，那里的诗歌就会蓬勃发展。

这些年，我与他经常在一些诗会上见面。那年在武夷山，他带病参会，那年在莫干山，他与我一同接受萧风的专访。江南山水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的友谊是在青年时代结下的，我们把青春留给了那个欲说还休的年代。我们为我们共同的青春祭奠，尽管这个祭奠迟到了至少六十年。

2015年11月25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

历史不会忘记他

——纪念沈泽宜

孙绍振

沈泽宜过世的消息，我是从网络得知的。

我和他应该说是比较亲近的朋友。年前，我到湖州师院开讲座，还是他点评的。那时，他虽然身罹癌症，开刀数次，讲话还是给人中气十足之感。他何时病危了，逝世了，居然没有人通知我，起初有点接受不了，有点悲哀，不久，就释然了。他没有亲人。他的父母亲早就仙逝，妹妹似乎也命运坎坷，早就先他而去。1957年，他被错划为“极右”，他受到的惩罚已经够悲惨，更悲惨的是，后来名义上结束了劳动教养的摧残，回到家乡成为无业人员，不得不以拖板车为生多年。生理和心灵所受的磨难，想象起来，有不寒而栗之感。

他出身富贵人家，在五十年代，在那政治上浪漫空想的年代，他小名“新新”，有意与“星”同音，充满了对于光明的向往和信念。进入北大之际，朝气蓬勃，他开始把生命奉献给了诗，唯美的追求似乎与生俱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站在舞台上朗诵《青春万岁》之类的诗歌。北京大学生合唱团演出，他似乎是领唱，白衬衫，白长裤，英俊潇洒。令我最神往的是，他身处《红楼》编委会那个圈子。这个刊物是1957年创立的学生文艺刊物。这里有谢冕、张炯等当时全校公认的才子，林昭那时在新闻专业，作品和影响只能达到那个圈子的边缘。

1955年，我初进北大，还未脱中学生的青涩，全部“本钱”是中学时代在上海《青年报》发表的几则稚拙的诗和散文，对于他这样的风流人物，我心向往之，但只能远而望之。接下来就是5月19日，在学生大饭厅前突然出现了震动神州大地的那首《是时候了》（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

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

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大字报墨汁未干，书法谈不上水平，但墨迹淋漓。我感到自己朦胧的意念找到铿锵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的痛快，不久就沉浸在奔走相告的氛围之中。兴奋的日子不到二十天，就乌云压顶了。我们亲耳听过政治局委员彭真在一次大会上，以“反右胜利者”的雄姿反诘：北大那个学生不是说“是时候了吗”，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殉葬的纸人纸马而已。吊诡的是，在“文革”浩劫期间，我亲眼看到这位高级领导被红卫兵反绑着双手，戴着高帽示众。现在看来，历史把这位领导的语言改编为名言：内涵向正反两面增值。不回到历史语境，很难体悟到其中与时俱增的浩茫和丰厚。

但是，这位领导，甚至后世的许多读者，都忘记了这是诗。从当年的诗学话语来说，这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如此富有青春的冲击力，语言充满了错位的反讽。“是时候了”，本来是被斯大林称赞为苏联“最有天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是他的红色经典长诗《列宁》开头的第一句。这个回避动词的名词谓语句，以突兀的气势，对领袖的崇拜带上了鼓动家的自豪，而沈泽宜的自豪却不是来自颂歌，而是相反，是来自长期被压抑后释放的干脆果断。

谁也没有想到，这首诗很快被引申为大逆不道、鼓动叛乱的纲领，而今天读起来，则成为划时代的历史宣言。一个“文革”都没有经历过的青年读后告诉我，他无法抑制心灵深处的震撼：“真是想不到，你们当年就这么精彩地冲锋在思想解放的前沿。”

从那以后，沈泽宜的厄运就开始了，在上千人的大会上我看到他被批判的身影，当然也只能远而望之，但是和此前的远而望之不同，不是神往，而是内心充满了恐怖。原因是我自己也处于右派边缘状态，随时都可能被划入“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之名册。幸而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和团支部书记阎国忠出身劳动人民家庭，有着中国劳动者传统的纯朴和忠厚，让我最终逃过一劫。毕业以后，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了一年，就被流放到还在草席棚中上课的华侨大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和同学都很少写信，以免留下白纸黑字，只言片语，遭遇飞来横祸。他的影子，就渐渐淡出记忆的边缘了。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忽然出现在我福州的家里。那时，我的《崛起》受到全国性的两度大批判，刚刚获得解脱。他五十开外，形容有点憔悴，和当年那风流才子、一身挺拔的白衬衫白西裤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还在写诗，一谈起诗的解放，立马就眉飞色舞。他甚至提出去厦门拜访舒婷，要我介绍。我当时感觉，那是小青年干的事，吾辈岂能赶这个热闹。我送给他一本洛夫编的《台湾现代新诗大系》（大概是这个书名），那时，要得到台湾的书，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个学生从香港带给我的（连谢冕都因我拥有这本诗集而羡慕不已）。他欣喜若狂，也就忘了去访问舒婷的事。

人虽然老了一些，但是似乎比我还单纯。

他在浙江湖州师院教书，我们断断续续有些来往，大都是他湖州的学生或者粉丝，打着他的招牌，我自然细问他的情况，他还在写诗，只是一直没有结婚。后来收到他的诗集，十四行诗，还有《诗经》研究。

“六四”风波之时我比较冷峻，痛切体会到在中国最有效的改革只能是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鲁莽冲击，只能痛快一时，事与愿违。但是，我听说，他从湖州跑到天安门去参加静坐。

他还是那样单纯、冲动。

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

直到我看到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1957》时。我读后的感觉很复杂，后来我把它写成了文字：

北京大学1957年5月、6月间的“反右”运动，这几年引起了海内外历史学界广泛兴趣，成为学术研究之重大课题。然论者大多并非亲历者，所据文献资源多有不确。所幸，近年来当事者，发表大量回忆文章，提供可观资源。亲历者回忆，比之早已形诸文献者，具有活历史的价值，尤为可喜、可爱、可珍、可贵。本人作为亲历者，阅读当年北大学生的理论权威和精神领袖谭天荣同学、陈奉孝同学等等诸君文，重温从炼狱中觉醒、沉沦而又升华的精神隧道，不胜唏嘘。当然，就回忆的系统而言，应以张元勋同学之《北大·1957》为最。张著无疑不乏相当的历史厚重感。

但是，张元勋的著作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我在一篇文章中说：

五十多年的时间距离加上记忆的筛选，有所差错，在所难免。但是，无可讳言者，张著某些陈述，与事实相去较远，如对当年精神领袖谭天荣之肆意贬抑，又如对战友沈泽宜的歪曲，还有对“浪淘沙”当事人的偏狭的攻讦，凡此种种，莫不旨在抬高自己的历史地位，如此明目张胆，不仅有违我国史学“实录”精神，而且有悖传统文德。连北大一向以厚道著称的洪子诚教授也在给我的信中说：“张元勋的回忆录，确实问题很大。这样对待历史态度实不可取。”

他把那篇点燃1957年火炬的《是时候了》说成是自己一人所作，而据我当时的记忆，应该是沈泽宜写后，遇到张元勋，张看了之后，表示同意，也写了一首，接在后面，贴了出去。沈泽宜的名字是在前面的。而张元勋在他的回忆里，却把它说成是自己一个人的作品，沈泽宜看到后签了个名。《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沿用了张的说法，引起了当年同为右派，而且知情的王书瑶的抗议。《南方周末》给王书瑶回信说，张元勋说当时把沈泽宜的名字排到前面，是因为后面的纸没有地方了，只好让沈泽宜的名字签在前面。该报编辑还说，因为无法找到沈泽宜，就听信了张元勋一个人的说法。

本来签名在前在后是小事，但是，联系到张元勋回忆中对沈泽宜多所攻击，就隐含着许多原则问题了。

“反右”运动距今已五六十年，当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多半已垂垂老矣。为抢救史料，使后来者免偏听之暗，享兼听之明，2003年，我建议沈泽宜先生撰写他的《北大·1957》。恰巧他早就有此意。他的回忆录于2006年完成。不幸的是，其时他被诊断为癌症，在进行手术之前，将电子版文档发送到我邮箱，并有一信曰：后果未可知，一切交托你了。也就是说出版事宜等等，都要由我来完成。阅读之余，心情之沉重至今记忆犹新。表面上是友人的嘱托，实际上无异于一份“遗嘱”。

他错过了青春年华，错过了中年、壮年许多机缘。在他的诗中没有妻子儿女，只有错失了的爱情。到了古稀之年，只有一个保姆照顾，他和保姆相约，过世以后，以他唯一的财产一所房子相赠。

他在邮件上赠给我的却是一份最后的无条件的信任，一份沉重的历史的责任。

当时，我天真地以为最佳选择是与张元勋的著作在同一出版社付梓，既为学术公平，也为昭示历史公正。托钱理群君询诸张著之主编章怡和女士，然而，数百天杳无音信。

其时，沈氏高寿七十有六，手术预后不详，时不待人，我终夜忧心。

我没有与时间赛跑的雄心和能耐，幸香港出版界有“福建帮”，经刘登翰多方奔走，几经曲折，终得孙立川之慧眼，登翰与我共同出资，香港天行健图书公司慨允，他的回忆录终获出版。不过，孙立川将书名改为《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是“怎样炼成的”》。此时已是2010年。

天可怜见，泽宜四年前手术成功。

收到出版社从深圳发来的两百本书，我用快递先奉他几本。想象他拿到此书的心情，我心头那份沉重变成了轻松。但是，他却告诉我，已经没有精力将一百多本分别邮寄了。登翰也只要了四五本。历史留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挑选适当的人选分别寄送。我留下了二十几本。我深知这是历史文献，时间越久，生命越是鲜活。果然不久以后，就有不少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士索书。泽宜告诉我，一个哈佛大学专事研究这段历史的博士给他来信，说她对照了张元勋和他对1957年的回忆，觉得还是他写得实在，比较客观。

我想，泽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自然有许多缺点，历史会对之有公正的判决，但其前提是历史真相的全面性。

不管怎么样，历史不会忘记他。

2015年7月12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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