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3月谋刺摄政王载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武昌起义后获释。曾任《民报》主编。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1925的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宁沪汉三方合流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5月，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38年12月29日，发“艳电”，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安，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为日本侵略者辩护，投降日本，1940年3月10日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4年11月10日，汪病死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卫是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曾是国府主席，和蒋介石一样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一生坎坷，经历过近代史上诸多历史事件。以传读史，读汪精卫传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极佳途径。

闻少华 湖北浠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工作。 专著有《汪精卫传》、《周佛海评传》、《陈公博传》、《汪伪政权史话》等，此外还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二十余篇。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

继1907年徐锡麟、秋瑾浙江之役失败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不断受挫。而同盟会内部陶成章、章炳麟等大搞分裂活动。保皇派借助同盟会的内部斗争大肆鞭挞革命党，这些情况都大大刺激了汪精卫，使他灰心丧气。同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汪精卫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约集在日本的黄树中(复生)、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由香港潜入北京，从事暗杀活动，“决心与虏酋拼命”，为了振作精神，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1909年9月，黄复生偕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一切准备就绪后，同年12月，汪精卫偕陈璧君、黎仲实等由港入京，于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即太平桥)组织秘密机关，同时喻培伦亦携购置的照相器材来京，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便于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这些青年革命党人热情有余，秘密工作经验不足。当守真照相馆开张营业一个月后，他们似乎忘记这是在清廷统治的中心——北京，1910年2月2日晚，竟然聚会在一起，开怀畅饮，“欢声且达户外”。一些天来，若干剪掉辫发的青年在这个地方出现，也引起当地巡警的注意。1月又通过东交民巷正金银行汇给汪精卫等300元。上述情况都在在引起敌人注意。

暗杀的目标最初选定庆亲王奕劻，因奕劻戒备森严，未能得手。但此时汪精卫等人得知贝勒载洵、载涛等人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便准备临时谋炸他们。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车站“候至竟日”，由于车站上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载洵等人下车后，汪精卫等无从辨认，只好作罢。“擒贼先擒王”，最后决定谋刺对象改为摄政王载沣。后来，大家认为铁壶盛炸药不多，爆炸力不大，于是议定由黄复生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做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罐。

摄政王府坐落在地安门外鸦儿胡同附近，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原计划在鼓楼前的短墙上投掷铁罐，炸毙载沣;适逢鼓楼大街改筑马路，事遂不果。又准备把烟袋斜街作为行刺地点，复因租不到房子而作罢。最后确定于银锭桥埋藏炸药。2月21日，黄复生与喻培伦前往桥下，被犬吠声干扰未成;次晚又前往埋炸药，再敷设电线，可惜线太短不敷用。第二天添购电线，于晚上12时再往桥下。这时，喻培伦发现有一人蹲在桥上，遂告诉黄复生，黄复生、喻培伦速告汪精卫躲避。黄复生隐约见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黄复生认为秘密已全暴露，于是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喻培伦赴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仍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当时清廷为了这件炸药案正闹得满城风雨。有的说是溥伦贝子干的，目的是想篡位;有的说是庆王与肃王有矛盾，借此来中伤肃王；更有的说炸药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的，因为包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因此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的侦探，密布于茶馆、酒肆、妓院、戏园，要求尽快破案。

4月16日上午，汪精卫、黄复生正在东北园住处谈话，一个雇用小厮名达子的人，突然来对汪精卫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爷去!”当黄复生出了住处，行至琉璃厂大街后即被捕。侦探顺藤摸瓜，得知盛炸药的铁罐系骡马市大街鸿泰永所制造，传讯店主后，就找到了守真照相馆的线索。同一天，汪精卫来照相馆的途中，由店主指认，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