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即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由于可以获得权力高层自上而下的庇护和支持，因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强，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只能向下寻求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因此采取了提供事实上的产权保护以保证地方民间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得基层的政治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

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为何能够在一个制度不完善、政府对保护私有产权没有可置信承诺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起来呢？给定宏观性的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同质性，为什么有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会更快而且这些省份内的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又会相对更快呢？民营经济的地区发展差异是改革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还是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是何因素所致？地方政府和官员在各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加深对导致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内在机制的理解，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书中进一步指出，对于缺乏完善的正式产权保护的经济体而言，通过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交换所体现出来的非正式契约式的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对经济所能起到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其作用范围和存在空间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受制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正式的宏观的产权保护制度来替代非正式的地方化产权保护机制。

章奇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 引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1.3  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解释
1.4  本书的解释：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5  浙江模式和现象的理论意义
2浙江的共产主义革命与1949年后的权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产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
2.3  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零和博弈
附录  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变量构建
3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农业集体化中的基层反应和策略
3.1  20世纪50初的经济变局：从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2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高层政治的迷雾与政策不确定性
3.3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闹退社
3.4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I）：包产到户
附录  “闹退社”地区差异的计量检验
4 失意者们，团结起来： “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复辟
4.1  从“大跃进”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权力游戏
4.3  “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附录  对浙江各县“文革”期间武斗激烈程度的计量检验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改革时代政治不确定性下的民营经济和基层创新
5.1 “文革”后浙江的政治走势和特点
5.2  政治不确定条件下的农业去集体化：1977-1982年间包产到户的蔓延和合法化
5.3  1976年后浙江企业家精神的迸发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
6 结论和讨论I：浙江模式VS.江苏模式——兼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差异
6.1  江苏省的革命历史和地方权力结构的特点
6.2  江苏的“文革”和社队企业的发轫
6.3  历史冲击、地方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关于江浙对比的几个可检验假说
7结论和讨论Ⅱ：权力结构、政商关系和民营经济的未来

从确保政治生存的逻辑出发，在本书中我们实际上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地方政治精英对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立场和态度究竟是如何符合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的？为什么地方政治精英的立场和态度可以长期不变，且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来实现其最优策略？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为什么仍然能够以迅猛的速度成长并涌现出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家?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我们一直强调的两点：一是，即使给定宏观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地方政治如何解读和诠释高层政治动向和信号也是可以出现很大地区差异的，这导致民营企业所处的实际地方商业环境可以和正式制度的规定有很大偏离；二是，民营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地区差异，揭示了地方政治精英会根据地方政治结构所内生的政治利益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地方商业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个地方现象（如浙江），并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只有在那些民营经济的发展符合地方政治精英政治利益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会得到后者的支持与保护，从而获得了一种类似产权保护的准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宏观政治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我们对浙江（和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的一般性模型，即当政治精英的内部权力分配导致一部分精英被边缘化从而无法依靠现有体制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时，他们就会通过提供类似产权保护的公共产品来争取基层支持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凡是存在类似浙江的权力分配格局和精英内部分化的地方，皆会存在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这和是否存在一个本地化的干部群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