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法学为视角对中国思想家与学派的法律思想与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分析，既宏观并有条理的展现了中国法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与特点，又有重点地对中国法律学术思想史的一些难题进行了解读。在阐述中国法律学术思想史内容的同时，对学界存在的一些误解进行了辨证。

本书以法学为视角对中国思想家与学派的法律思想与主张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分析，既宏观并有条理的展现了中国法律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与特点，又有重点地对中国法律学术思想史的一些难题进行了解读。

　　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近两三年《中国法思想史新编》的撰写过程中，我不由得对前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格外关注，有许多著作置于床头、案上，每有闲暇或写作间隙，便会翻阅。读这些书的目的，在于用心体会“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一系统性课题的主旨，寻找自己的研究视角与“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斩获。
　　（一）“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定位
　　通过大量的浏览阅读，我认为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三种视角：
　　一是原汁原味地描述先哲的思想及其传承，理解务求其深，陈述务求其真。比如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重印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之“思想史类”丛书中的杨东莼著《中国学术史讲话》、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话》、陈钟凡著《两宋思想史评述》、嵇文甫著《晚明思想史论》；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出版的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等。
　　二是以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阐释以往的思想，以今释古。目前有关成果大部分属于此类。如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出版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5年出版的章太炎著《国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出版的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出版的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9年出版的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出版的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等。
　　三是为我所用，借评论古人的学术思想而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年出版的傅斯年著《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三联书店（北京）1949年出版的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8年出版的朱维铮导读、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出版的蔡尚思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出版的钱穆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

博士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讲“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华法律文明史”等课程。

前言 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定位
（二）学科研究视角下的“中国法思想史”
（三）“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反思
一 神权法时代与天之信念
（一）将法视为“神”的产物是不同地域文明伊始的共同点
（二）神权法时代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三）春秋战国诸子有关“天命”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四）中国社会的“天治主义”与天之信念
二 先秦儒家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法律理想主义
（一）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特点
（二）儒家的代表人物
（三）孔子对法的论述
（四）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法思想的发展
（五）儒家礼治、德治、人治思想的分析
（六）先秦儒家法思想中改良理论的分析
三 法家以人性“好利恶害”为基础的法律工具主义
（一）法家法思想的特点
（二）法家的代表人物
（三）法家的法治理论与韩非对法家的总结
（四）法家与儒家的博弈
四 以道家与黄老学派为中心的法律自然主义
（一）法律自然主义的定义与特点
（二）道家的“纯自然主义”法思想
（三）阴阳家的“神秘自然主义”及其法思想
（四）黄老学派的法思想
（五）以儒家为本的主流思想中的法律自然主义
五 以儒家为本的主流法思想与“法律现实主义”
（一）“主义”辨正与主流法思想的特点
（二）汉武帝时期主流法思想的形成与内容
（三）魏晋时期的律学对主流法思想的深化
（四）隋唐时期主流法思想的法典化
（五）宋明之际主流法思想的僵化与衰败
（六）“主流法思想僵化”之分析
六 主流法思想的地位与非主流法思想的发展
（一）汉中期后主流法思想的普及
（二）有关法律问题的探讨与争论
（三）非主流法思想的发展
七 主流法思想主导地位的终结
（一）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黄宗羲的法思想
（三）王夫之对传统“法治”思想的改造
（四）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五）改良、立宪思潮与主流法思想主导地位的终结


附录
一 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
（一）“和谐”与“乐”——和谐原义
（二）“礼乐政刑，其极一也”——和谐理念的发展
（三）“法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古代法律体系对和谐理念的体现
（四）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二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二）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三）结语：中国古代是一个“混合政体”
三 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
（一）价值观与法律的表达
（二）价值观与法律的实际运作
（三）价值观与法律关系的思考
（四）结语
四 律、律义与中华法系关系之研究
（一）律与中华法系的概念
（二）律学：律义的阐释由法而儒的转变
（三）礼的拟制：律制日益简约，律义日益深邃
（四）对本文开篇提出问题的解答
参考文献
主要人名索引
重要流派索引
重要名词及内容索引

　　《中国法思想史新编》：
　　（2）阴阳家的天象与法
　　阴阳家，或称阴阳五行家是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是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据《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由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演变而来。阴阳家以阴阳五行的演变解释“天象”等自然界的变化，并以此附会人类社会的政治。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古人用来表示普遍存在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并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规律，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水火、雄雌、男女等等。自然界的一切无不由阴阳组成，无不由阴阳变化衍生。五行指土、木、金、火、水，古人认为此五种物质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的变化，是相生相克的，即“相生相胜”。配以阴阳二气，五行的“消长”变化，使自然界有规律地变化，“运行有常”，诸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等。若阴阳五行运行不畅，就会出现天灾，诸如“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等等。
　　邹衍创立的阴阳家将人类社会的祸福、王朝的兴替，亦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加以解释，于是形成了“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认为与自然界五行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有“五德”，其也处在不断的相互消长、相生相胜的有规律变化之中。邹衍以此说解释了舜、夏、商、周的兴替：“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即舜有土德，而夏有木德，与自然界中木克土相对应，夏代舜而成为统治者；商为金德，金克木，故夏为商所灭；周有火德，火克金，故商为周所灭。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给王朝的兴衰赋予了神秘的宿命色彩，也为新建王朝赋予了合法性，因而深受统治者的赞赏。秦始皇统一天下，按照五德相胜之说，自认为有“水德”，故能代周，因为水能灭火。每当王朝兴替之际，新建王朝莫不依据“五德终始”的理论证明旧王朝气数已尽，新王朝应运而生。
　　就法思想而言，阴阳家主张的“时令说”与“谴告说”都为后世主流思想吸收，汉以后阴阳家的学说成为主流思想家解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及君主至上、德主刑辅的有力依据。
　　“时令说”。阴阳家将为政的方式——德与刑附会于阳与阴，德为阳，刑为阴。并告诫统治者应顺应天地四时阴阳的变化而或用德政，或用刑治，不可逆时而动。反映阴阳家思想的《礼记·月令》这样因时安排了统治者的”政务“：春季是阳气长、阴气消之始，万物复苏。统治者应行”春令“应合阴阳五行的变化。在春季须行德政，以助阳气。此时应禁止杀伐，不动土木，多行庆赏教化，使百姓能体察到上天的好生之德与统治者的仁慈之心。即使对罪犯也要怀有怜悯体恤之心：“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夏季阳盛阴衰，万物生长，应行“夏令”并持续春季的德政，赦免小罪，缓决重囚。“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即百官应静守其职，毋动刑罚，以稳定阴阳的变化。秋季阴气长，阳气消，故万物萧瑟，有肃杀之气，统治者应行“秋令”以合阴阳五行的变化。在秋季须以阴助阳，以刑辅德，故应“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并“申严百刑，斩杀必当”。以刑杀应上天肃杀之气，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冬季阴盛阳衰，应行“冬令”，保持威严，对犯罪者严惩不贷。后人总结阴阳家的为政原则为：春夏以庆赏，秋冬以刑罚。而主流法思想中的“司法时令说”与汉之后形成的“司法时令制”直接导源于此。
　　“谴告说”。如果统治者逆“时令”而动，阴阳就会失调，五行变化就会出现混乱，自然界就会发生灾异。如此一来，自然界中的灾异就变成了上天对人类、尤其是对帝王的警告和惩罚。如《月令》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等等。灾异谴告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其对日益强大起来的君权毕竟是一种制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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