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曼分析社会权力史是从19世纪的全球帝国开始，并持续到1945年的全球史，聚焦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的相关发展。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 套装上下册）》讨论了西方的“运气”及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分歧”，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与日本权力的自我摧毁，大萧条，美国与苏联权力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竞争，改良与民主资本主义的崛起。

　　作者迈克尔·曼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穷三十年时光撰写《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本），第一卷、第二卷已在我社出版，多次重印，对相关的学科影响巨大。《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英文版诞生于2012年，该书中文简体版第一次在我国推出。该书观点新颖，史料丰富，逻辑较为严密地分析了19世纪末期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权力的演变历程，揭示了权力运行的规律。相信该书不仅对专业理论工作者有启示功效，也会对党政干部有拓宽视野的作用。书中对中国、美国、苏联、日本的精彩分析一定会引发读者的深思。

　　中文版序言《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最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最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2014年10月21日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不连贯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阴暗面》。

译者序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帝国瓜分的全球化：英帝国
第三章 进步时代的美利坚及其帝国（1890-1930）
第四章 亚洲帝国：衰落的龙与崛起的太阳
第五章 半个地球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六章 解释第一阶段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1917-1923）
第七章 半个地球的危机：解释大萧条
第八章 罗斯福新政：美国向左转
第九章 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中的社会权利发展
第十章 法西斯主义（1918-1945）
第十一章 苏联社会主义（1918-1945）
第十二章 日本帝国主义（1930-1945）
第十三章 解释中国革命
第十四章 帝国间最后的战争（1939-1945）
第十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全球诸帝国与革命（1890-1945）》：
　　英帝国用了400年的时间扩张到其最大规模，但仅仅过了40年时间就崩溃了。欧洲的支配是短暂的，海洋帝国难以整合，白人殖民者要求代议制政府，而种族主义却阻止了同化其他地方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是对帝国的最后的一击。印度在一战中派出120万士兵去帮助英国人，在二战时期派出了200万。军事参与产生了与在英国本土相似的政治要求。作为殖民地参战的回报，战争结束之后在印度进行自治政府的改革也得到了英国人默认。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显得很天真的狂喜，认为一战“已经把历史提前了50年”。埃德温·蒙塔古勋爵（Sir Edwin Montagu）是英国自由党驻印度的政务司司长，1917年，他试图“阻止进一步违背温和立场”，并承诺建立“责任政府”（B.Porter，2004：232-234）。战争结束后，转业为教师、律师、工会领袖和公务员的那些有胆量的退伍士兵成为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日本的崛起也在亚洲各民族中激起反帝运动。1917年，威尔逊总统让他们所有人都兴奋起来，因为他宣布美国参战的目的是确保“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主权政府”。同样是那一年，反殖民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这也激励了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激进民族主义者。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丧失了规模相当小的帝国地位。英国和法国不仅成功了，而且在幅员辽阔的帝国范围内把镇压与策略性适应其地方精英的手法结合起来，驯服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的殖民地统治一直更为容易。日本在战争中也是胜利者，它继续推行更为直接的帝国统治方式，我在第4章和第12章将讨论这部分内容。然而，欧洲帝国各殖民地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是最小的，除了白人自治领和爱尔兰之外。战后的秩序安排是对殖民地的背叛，因为战败者的殖民地转交给了胜利者。威尔逊不同意把支持民族自决的表述写进联合国宪章，日本没有得到包括威尔逊在内的任何人对种族平等条款的支持，因为这威胁到美帝国和威尔逊自己的民主党。列强的合谋让帝国主义继续发挥作用。
　　殖民地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被战后安排所欺骗。但其中并没有很多人意识到，诸帝国正在造就自己的掘墓人。殖民地人民变得越来越有教养和城市化，他们接受了帝国更多的官方意识形态，比如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国的世俗共和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与帝国在世界真实的剥削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反差对照令人震惊，进而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帝国的空军力量被证明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打击工具，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1920年，英国遭遇阿拉伯库尔德人叛乱之后，轰炸了伊拉克骚乱的村庄，并且用芥子气喷射，进行摧毁性打击，并迫使大多数村庄的首领签订投降协议。当新闻最终传出轰炸的原因时，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并不在意，并宣布：“我不理解使用毒气为何如此令人厌恶。我强烈支持使用毒气来抵制不文明的部落，要不然，他们会迅速扩展为一场恐怖活动。”空军力量被英国人视为“一种控制那些不文明人的明显有效的手段”。从中可以预见到后来出现的转嫁风险的军国主义（risk-transfermilitarism），即把风险从自己的武力转移到敌人的士兵与平民。然而，当轰炸停止时，英国人不得不诉诸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就像在此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和近来的美国人一样。英国人让从叙利亚流亡的空头衔国王哈谢米特·费萨尔（Hashemite Faisal）就职，并依赖于他的城市逊尼派（Sunni）支持者和阿拉伯部落酋长（sheikhs）推翻什叶派（Shi'a）、库尔德人（Kurdish）和逊尼派的农民武装（Dodge，2003：chap.7）。这就播下了后来种族／宗教对立与冲突的种子，以及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与美国人之间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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