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教育变革：全球视角_海闻编_9787301268933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中国融入世界”这一主题也愈加成为全球新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外商学教育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的商学院怎样为中国走向世界培养大批的优秀人才？各国的商学院如何为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融入做好准备？中外商学教育如何在新技术新格局下改革创新？
　　《商学教育变革：全球视角》根据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主办的“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实录整理编辑，由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四十多家知名商学院院长探讨全球新格局下商学教育的变革与挑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和思考。尤其是本书所展现的具有反思、融合、创意、多元、突破等全球化视角的真知灼见，对于当前这个变革年代的商学教育事业创新乃至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商学教育的再思考
　　——变化及挑战
　　章新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前主席
　　一、商学院发展的全球趋势
　　我们在探讨商学院的发展趋势时，必须结合全球的趋势。在我看来当前有以下四种明显的全球趋势：
　　第一，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各地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上所述，当前全球治理秩序仍然保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共同设计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治理问题。因此，我们想要问商学院如何能培养出可以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导人才；更进一步，如何培养能够为中国发展设置议程并创造良好环境的商业领袖，这些领袖反过来还要能够促进全球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平。换言之，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和技术的影响。在20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动力是以下三大科学发现：量子力学、相对论和DNA双螺旋结构。21世纪前半段，上述三大发现主要被转化成发明和科技创新，表现为产业、商业模式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快速更新，这也为商学院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历史机遇。德国和美国的公司可以连续经营100年，有非常长的寿命，日本公司也一样；相反，中国公司一直在变换、改造，国有企业被卷入混合经济，私营企业被鼓励并入相对应的国企，这些也给商学院的管理和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第三，全球气候变暖。世界正变得更热、更拥挤，承载了70亿人，然而中国13亿人口还将增加数百万后才达到峰值。由于地球正趋近其承载能力的极限，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全球变暖的趋势。
　　第四，贫富差距拉大。在中国，贫富差距不只存在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还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幸的是，当前盛行的技术、商业模式，特别是互联网和信息科技更倾向于“赢者通吃”模式，而非双赢。但是，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和研究还很滞后。
　　二、亚洲商学院的机遇
　　世界范围内经济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东移已成为当今的趋势。这种转移以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是资本、创新和经济影响力向亚洲转移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自19世纪末美国崛起为一支新兴力量以来，全球财富和实力最重要的一次再平衡。
　　第一，亚洲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中国2012年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1%，整个亚洲的GDP总量在世界总量中占到20%—30%。
　　第二，亚洲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拥有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拥有13亿人口，印度拥有12亿人口，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就有25亿。再加上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亚洲地区的人口要占全球人口的60%以上。而相比之下，欧元区总共只有3亿多人，美国人口也只有3亿，加拿大人口只有几千万。
　　第三，亚洲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11年已占到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19.8%，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如今，这一比重还在上升。
　　第四，亚洲差异性大，发展不平衡，区域一体化进程慢。从整体上看，亚洲变得越来越富有。过去20年里，亚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8.6%，是世界最高水平，也让本地区感到自豪；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后，亚洲更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复原能力。但亚洲同样是世界上异质性最强的地区之一，收入的不平等实际上在扩大。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就严正地警告：不断深化的贫富差距正威胁着亚太地区未来的繁荣。在过去20年里，亚洲的基尼系数已从39急剧上升至46。针对目前亚洲区域一体化步伐缓慢这一特点，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主题正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在这点上，中国的步伐值得关注。去年秋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国学者王缉思就此指出，中国作为“中间之国”，将在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除此之外，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美地区相比，亚洲在工业化这点上确实是落后了。这体现在如下一点上：在16—18世纪，占据主流的是“东学西渐”，西方要向中国学习；在一个世纪前，中国讲的是“西学东渐”，全中国都在讨论怎么向西方学习。但是，在人类文明迈向第三个千年时，一个百年一遇的机遇出现了，那便是生态文明、绿色经济。唯有抓住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战略机遇，把原来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流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亚洲国家才可能与欧美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赛跑，甚至可能因为其历史包袱较少而获得一定的优势。
　　最后，对于顶尖商学院而言，东方文明、中国传统中可供发掘的资源很多，譬如“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这里详细谈谈天人合一观。国学大师钱穆在晚年时提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亚洲的商学院，特别是中国的商学院在学习西方经验和理论成果外，还应注意拾起自己的“道”——天人合一，不要被科技、创新牵着鼻子走，在选择发展路径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以天人合一为企业伦理的核心，讲循环经济，不能再像欧美、日本一样，“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先保护，后保育”。
　　三、亚洲商学院的前景展望
　　亚洲商学院应当立足亚洲实际，用亚洲的视角看亚洲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商学院教育将教育重点放在金融技术上，培养了一批懂西方金融知识、尝试用西方经济理论知识解决中国问题的学生（金融人才、管理人才、创新人才等）。那么，这种培养模式是否合适呢？中国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在向苏联学习经济体制时，我们误认为苏联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全盘照搬，既不联系中国的实际，也不联系苏联的实际，造成很多规章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行不通。改革开放后，我们着重向西方学习。部分人只看到市场经济的优点，看不到市场经济的缺点。有些研究成果形成了“三部曲”的构架，第一部曲是高音，说西方是怎样先进，西方的理论是怎样说的；第二部曲是低音，说我国是怎样落后；第三部曲是中音，根据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说我国要怎样赶上。“三部曲”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模仿，而不是真正的学习。作为学生的中国只学到“术”，没学到“道”，这样就很难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为了给亚洲一体化输送接地气的人才，亚洲商学院需要注意如下几点：首先，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课程设置，让学生充分融入实际的商业环境。其次，要给学生安排足够的实地调研，毛泽东的那句老话在新时代仍然管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次，要有一支有征战商场经验的师资队伍，譬如，哈佛大学就已经设立管理实践（management practice）教席；在中国国内，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就带了个好头。最后，亚洲商学院应加大对企业责任伦理的研究，培养新的领导力。
　　商学院需要在四个领域强调企业的责任伦理。第一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企业生产的是否是诚信的产品？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品牌。无论任何产品，没有品牌往往就意味着没有信任。品牌只是一个形象吗？不只是。品牌只是售后服务吗？不只是。我买东西选品牌，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诚信体系。我买德国的车，觉得它在体系上一定是好的，这就是品牌最核心的价值。第二是社会公益体系。商学院的毕业生们不能光讲慈善，还要关注整个社会公益体系的建设。关于这点已经有不少研究，我这里就只提一点。中华文化里有一条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辛辛苦苦成就的事业，最多传五代。西方在现代制度建设中的一个制度体系值得研究，就是基金会制度。这个基金会制度能给公益事业以法律的保证，甚至把家族都凝聚在一起。第三是生态环境。我们现在只看到环境问题，还没有看到生态、自然的大问题。我们把森林、海洋等生态系统全线破坏，这种行为终会破坏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大面积的雾霾说明整个生态已经过了拐点，这不是搬几个厂房就能解决的，而需要商学院联合企业家达成一致意见，逐步做成。第四是文明崛起。我们怎么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思想？这是企业家们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世界正处于第三个千年大转型的时期，核心是从工业革命创造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我们一是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国际接轨结合，争到话语权；二是要抢占新一轮的绿色发展高地，实现第三次产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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