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与经济转型》为“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系列丛书的第三卷，以副部级以上官员嘉宾的演讲为主，内容包括“创新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重要话题，如经济转型与创新、低碳经济、新型城镇化、未来互联网、高新区开发开放的创新实践等。解读政策，引领未来，凸显“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的高端性和前沿性。

　　第二篇 创新兴国：创新管理与国之兴衰
　　周寄中：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给我这次机会，也感谢武院长、蔡院长、陈院长及为这次论坛付出很多辛劳的工作人员。最近完成一本题为《创新兴国：创新管理与国之兴衰》的书，题目很大，需要很多的知识积累才能完成。我原来和出版社签的协议里写的不是这个书名，而是《科学技术创新管理》。签了协议过后，我就住院动了手术，出院后看到了几本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崛起、创新的书，发现国外关于中国崛起和创新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看中国的模式和框架，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原来我想用英文写，但是后来觉得还是先用中文写比较好，可以与国内的人先讨论一下。大概下个月出版社就准备去英国伦敦推介这本书，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来自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崛起和创新的看法。同时，我选了美、英、德、法、日、意这六个发达国家和印度、俄罗斯、巴西这三个新兴国家做比较。大家都知道，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20年前写了一本书——当然他不是从创新的角度而是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写的。他选了十个国家，没有中国。在20年前，那个视野中还很难看到中国，但是今天不一样，所以我也选了十个国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和我们以往谈创新不一样的地方。我的专业是创新管理。创新管理在国内已经是一个有建制的专业：在中科院管理学院管理科学工程一级学科下面就有一个二级学科——创新管理。这个学科当时也是我提议开设的，我们通常所指的狭义的创新管理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当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仅凭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很难谈清楚创新管理本身，因为有很多制度设计是和广义的创新管理有关系的。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地把广义的创新管理和狭义的创新管理做了比较，同时又想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
　　另外，我演讲的副标题叫“创新管理与国之兴衰”，“兴衰”在我这本书里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本书的第一章为中国百年，其中有四节，即第一节制度设计、第二节创新管理、第三节创新文化、第四节创新管理与国力简评。第二节的“创新管理”就是狭义的创新管理，即科技创新管理。第一节的制度设计和第三节的创新文化是广义的概念。我的意思是，科技创新管理实际上和广义的制度设计、创新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章是美国危机。这一章也是四节。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都是按照这个框架布局。最后有一个结语，把这十个国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比较的方法也很简单，用的数据基本上是IMD，就是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的指标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标。它们都是年度的数据。还有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有个好处，就是其中有很多人文指标。一个国家人文的指标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些数据之外，此书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
　　第一章“中国百年”当然不是说中国只有一百年，这是我对中国崛起大致时间段的估计——纯粹是我个人的估计，大致是从1978年开始到2078年这一百年。现在对于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估计。最乐观的一种估计大概是在2027年左右。我觉得这太乐观了，我个人的估计在2030—2050年。如果要考虑人均GDP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话，时间就要更长了。所以我估计在2078年左右，也就是正好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我认为是需要的，不能太短。我们有些人现在非常乐观。当然这涉及评估的指标——有些人不是用GDP，而是用购买力评价来算，这样当然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是这还涉及很多很难预测的问题，比方说大陆和台湾什么时候统一。因为如果大陆和台湾统一的话，按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规模来测算，情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另外，刚才讲到国家制度设计的广义创新，我认为我们国家可以谈的就是举国体制。其实有人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算举国体制，不过我觉得罗斯福新政和我们国家体制的作用还是有区别的，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举国体制的案例有很多，包括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对口援疆、援藏等。但这些和罗斯福新政是有区别的，因为这种举国体制的背后是一党执政——这也是欧美国家诟病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举国体制还真是中国崛起背后的一个原因。我在里面列了举国体制的几个优点。这里面很多观点都不是我自己的，书上做了说明。我特别举出了西方的学者也这么看的例子，比如“可以制定国家的长远规划，并保持制度的稳定性，不因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产生方针、政策的大变甚至颠覆，而致国家发展倒退甚至分裂；对内外环境出现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体现执政的高效率，建立更负责任的政府；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泛滥；可以避免轮流执政导致的选拔人才的偏颇，而在全民范围内选贤，以至人尽其才，从而真正代表全民；但是局限是难以监督自身，所以要持续改革”。
　　因此我在书里提到了第二次改革。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领导的，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又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书上简要谈了几点：
　　一是各级党政干部产生、培养和提拔的制度改革。既然认为我国的优势是一党执政，不是两党，那么一党之内如何产生六七百万的干部（我这里讲的只包括公务员一级的干部，还不包括村一级的干部）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专职化的制度改革。现在正在开人大，但好像没有听到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意见。为什么要专职化呢？我觉得现在开一次人大要召集将近三千个代表。如果这么多人都不是专职的，那就会给商议我们国家法制的建设带来很多的问题。前几年我们国家好像讨论过这件事，并且已经选出了一些专职的代表，好像中科院的方新女士就是专职的。但是专职的代表还是和发达国家议会专职的议员有区别，这个区别我觉得会影响到人大立法和对法律的监督。如果要有专职的代表，我认为这部分专职化的人民代表的选举方法应该和非专职的不一样。至于怎么选非专职的人民代表，大家都选过，也就不再赘述。
　　三是加强第三方监管的制度改革。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因为既然一党制难以监督自身，就要引进外部监督。当然我说的是难以监督而不是不能监督，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陆续在进行很多制度方面的改革来监督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也要第三方的监管。有人说现在网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但是我觉得也只能起一部分，毕竟和制度建设的监管是有很大差别的。
　　四是进行淡化政府机构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改革，这个倒是讨论了很多，但好像成效不大。在我看来，要彻底地消灭这些机构的资源配置功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还是很强的。在我的书里有意地对照了一下印度。印度刚好和我国的情况相反：一个很弱势的政府。当然，弱势政府也有很多的问题。
　　五是程序化的民主制度改革，这个也很重要。比如，是举手表决还是按仪器来表决？这就涉及程序化的问题，但是仅此还不够。我们可以仔细估量一下，会发现在今天的民主制度改革当中，程序化改革的内容还相当多，甚至包括最简单的听证制度。我们当前有些听证制度流于形式，都是由于程序化民主改革还不到位。如果这些东西都做好了，我认为就是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三权合一。温家宝总理说是四权——多了一个“参与权”。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拥有了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那就是在参与，所以“参与权”可以不要。大家想一下，光一个“知情权”，内涵就很丰富。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当然比以前多多了，但是比我们应该知道的还是要少。举个例子，我们的档案在一定时间之后是应该要解密的。我现在非常希望“文化大革命”的档案能被解密，因为我很想了解当时到底是怎样的，尽管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可能大家很年轻，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多大的保密性，中央的决定第二天在大字报上都有，我还搜集了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但是毕竟和档案不一样。比方说我要写本书，要论某某某，就不能道听途说，而是需要有很确凿的证据，这就是知情权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所以能真正把这些做到就是在参与，而且已经相当足够了。为什么要弄一个三权合一？如果这么做，就可以和三权分立一起，构成我们当前世界上民主制度的两个类型。也就是说，就全世界而言，一谈起民主制度就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至少有两种，将来很可能还会有三种。
　　刚才谈到的是广义的制度设计，下面谈谈狭义的创新管理。十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左右，那时人均GDP突破了1 000美元，劳动力的高成本、资源的高消耗形成了企业技术创新管理的内在压力。当时测算，如果2000—2020年GDP翻两番的话，一次能源消耗要从当时的13亿吨至少增加到52亿吨，而这52亿吨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找不到的。也就是说，除非走技术创新这条路，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十年前的外在压力是我国当时加入了WTO，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形成了压力。不过那时的压力远没有现在大，当时只是刚刚感受到国家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还有很多数据，我就不多讲了。当今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不仅是内压和外压，而是有三重压力：第一重是出口对象国深陷危机，这是很糟糕的。所以前几天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出来，发现第二季度的国际贸易很不理想，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逆差。第二重是我国的资源瓶颈加剧。如果要从现在人均GDP五千多美元的水平翻番到一万多美元的话，资源瓶颈将更加收窄，比如能源、土地、水等方面。现在我们的水资源问题已经形成危机了，土地也是这样，能源更不用讲，何况还要从五千多美元翻一番到一万多美元！现在美国的人均GDP是三万多美元。可以想象，资源瓶颈在多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发展。就这个方面，我这本书中的十个国家中的美国、俄罗斯、巴西和我国反差很大，相对我国来讲它们的资源相当充足，在书里面有简要描述。那怎么办呢？只有创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研发开采页岩气的技术。可能在座的同志知道，页岩气是非常规的天然气。我们把天然气一般分两类，其中非常规的天然气就是大概从几百米到将近三千米深度的地下、从页岩空隙里出来的气体。在能源没有形成危机的时候，大家都不把这种东西当回事。美国在八十多年前就开始研发页岩气的开采技术，到最近终于商业化成功了。根据2011年的估计，美国已经有50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美国现在在能源问题上和前几年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甚至有人说要是早一点研发出页岩气开采技术，美国不一定会攻打伊拉克。可开采页岩气储量据估算达到了3.9万亿立方米，而且美国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能源方面美国由原来对石油的迫不及待，变成了现在的冷眼旁观。根据估计，我国探明的可开采的页岩气有25.1万亿立方米，比美国还多。但是我国从2009年才开始研发开采技术，现在还不能商业化，因为技术不过关。所以我国和一家似乎叫做新田石油公司的美国公司一起合作。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将页岩气开发商业化的国家。据估计，如果和它合作，在2015年会有10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的产出。有人估算，如果25.1万亿立方米页岩气都能够商业化的话，够用200年。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技术开发、技术创新对一个国家是何等重要。
　　正因为这样，国家从2006年起制定了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且我们的指标都已经确定了：要在2020年建成，还有8年。在我看来任务相当艰巨。当年有一个措施：考虑到技术创新主体应该是企业，我们要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因此，2006年由科技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三家联合制定了创新型企业的指标体系，我是专家组成员。然后就开始评审，到2011年批了四期，一共300多家创新企业。当时的指标体系是这样的：第一个指标是企业研发经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这是衡量企业很重要的指标。研究开发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了，它是一个国家技术研发的核心，一般来讲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开发三部分构成，企业要做的主要是后面的实验开发。我们用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投入资源的力度。也就是在这以后，国家研发经费的增长突破了一个拐点，现在增长得很迅猛。根据前不久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消息，在全世界申请的PCT，就是国际商标协定的发明专利中，排名世界第一的是中兴公司，第二是松下，第三是华为。这是大大出人意料的，连最乐观的人都没估计到。因为曾几何时，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十年前，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有六家日本公司、三家美国公司、一家德国公司，从来没有中国的公司。只过了十年，情况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还不是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而是世界知识产权局公布的。由此可见，这几年国家在技术创新，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上有了很大发展。第二个指标是发明专利授权量/企业千名研发人员。第三个指标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全部销售收入。第四个指标是全员劳动生产率。这四个指标是可以量化的，但第五个指标基本上是定性的，比方说这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制度、品牌、文化。我们的指标设计当中要尽量把定性的指标定量化，比方说什么叫做“创新文化”？翻一下字典，发现“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最宽泛的一种就是人类所有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的总和，也有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价值观。如果我们提及“创新文化”时也这么说，大概没有办法评审谁是创新型企业。所以我们用了一些办法，比如这个企业里员工的合理化建议有多少，采纳率有多高，一旦采纳对它的奖励程度如何等，这些是可以算出来的。我们把它视为企业创新文化的一种，称之为“4+1”评价体系，就是4个定量加上1个定性的指标，何况这个定性的指标也可以定量化，从而来评审这些企业。
　　这里简略地说一下这一章的第四节。刚才讲用的数据是引用IMD、WEF和世界银行的，因为这样比较客观。如果谈到国力的话，这个概念就比技术创新要宽泛，应该包括软实力。有的人不看好中国的软实力，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软实力还是很可以的，比方说人民的勤劳、聪明、能吃苦，政府行政高效。可能我们彼此经常见面，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中国人勤劳、聪明的品质真是很不错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埃及去开会，那时埃及还没有经历“阿拉伯之春”，我坐的飞机隶属于埃及的航空公司，上面有一百多位我们国内的民工。我问他们是哪儿的，他们回答说是安徽一个县的；我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说去利比亚——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打起来，要在埃及开罗转机；我问他们懂英语吗，发现他们一个都不懂，连带队的人都不懂，胆子真大。结果他们就在机场里面乱嚷嚷，嗓门很大，因为那个航空公司不是中国航空公司，所以双方就闹了起来。在过安检的时候，我就帮助了他们，告诉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工作人员是在和你讲要怎么进行安检之类的。结果我开完会从开罗回来，又遇到了一百多位中国民工，他们是江苏一个县里的筑房民工，承担了我国援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家乡的学校的任务。当时他们也是不懂英语——不仅不懂，连座位上面的ABCD都不明白。可是他们很自豪，说起在埃及盖房子，那简直比埃及人不知道强多少倍。他们说：“我们当初来的时候还以为去县里面承包这样的工程都有点够呛，可是到了那儿才知道，我们乡下人个个都比他们强！”而且他们自认为很勤劳，不知道为什么埃及人早上那么晚才开始干活儿。所以勤劳是一个相当大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