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他在儒学、早期道教、魏晋玄学、佛教、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都做出了深入、精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颇具慧心，他提出中国哲学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汤先生著述宏丰，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而皇皇十卷本《汤一介集》基本囊括了汤先生已发表的论著与访谈，本书的编选材料即从这部文集而来。
　　汤先生一生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最后又归宗于儒。他曾讲道：“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汤先生一生的德业，是无愧于儒家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的。

　　他是建树卓著的哲学研究专家，是造诣精深的国际知名学者。
　　他传承家学，贯通中西，在儒道释、中外文化比较和中国解释学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深学独造，成就非凡。数十年来，他投身于中国哲学研究，积极探寻其中的真、善、美，擘理析义，阐发精微，提出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文化合力”“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走出中西古今之争”等具有前瞻性的新理念、新课题，建构了一整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对传统中国哲学研究有开拓性贡献。在儒学研究方面，他对儒学的历史定位、特殊价值、近现代命运及未来前景都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到见解，丰富了人们对儒学的认识，推动了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他秉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知行合一，积极投身于各种重大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活动。20世纪80年代他力倡“国学”，建立国学研究所，发起对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尊重前辈，奖掖后学，掀起了一轮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耄耋之年组织、主持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成立儒学研究院，为儒学研究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竭尽心力，贡献卓著，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他的哲学覃思、儒学论见、国学研究，硕果累累，辉煌璀璨，他是中国文化的振铎者、领航者。（2011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导读：汤一介先生的思想与人生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干春松
　　汤一介先生学术成就巨大，获得了许多的荣誉，比如“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他的研究横跨儒、释、道、中西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并多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而进入21世纪之后，因为编纂《儒藏》，汤一介先生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儒家文化方面，获得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孔子文化奖”，亦可谓是实至名归。
　　2014年，孔子研究院准备编辑“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的学术精粹丛书，此乃是有功于学林的事。2014年9月8日，汤一介先生不幸去世，故而《汤一介卷》的编辑工作有赖于孔子研究院的同仁完成。承蒙汤一介先生的夫人乐黛云先生错爱，嘱咐我写一个简单的导读，我不揣鄙陋，试图结合汤一介先生的为人和学术贡献，做一简略介绍，以期成为读者理解汤先生学术创见之津渡。而要完整了解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贡献，则应细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十卷本《汤一介集》。
　　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要结合其为人与为学之准则，方可不离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从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来介绍汤一介先生的贡献。
　　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话：“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叔孙豹和晋国的范宣子对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死而不朽”进行辩论时所提出的标准。在叔孙豹看来，仅凭祖上的恩德而获得的荣誉只能算是“世禄”，而不能称为“不朽”，唯有经过自己的努力，进而立德、立功、立言，且能持久被人认可，才能算作“不朽”。后来，唐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进行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高的标准，恐怕只有圣贤才能达到。但是，儒家素来存在“希圣”“希贤”的精神追求，即使自己不能达到，也依然会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而在我熟悉的人中，汤一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三不朽”为目标而不断努力的人。

　　杨朝明，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学者、儒学家、史学家。现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学术带头人，《孔子文化研究》主编、《孔子文化》编委会主任。著有《论语诠解》等。

　第一编儒学智慧及当代价值
　　儒家哲学与“真善美”
　　一、论“天人合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扬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唐朝的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批评，说柳宗元的《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没有弄淸楚“天”与“人”的关系。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学问如果没有讨论天人的关系，不能叫做学问。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他把“天”看成是和人相对立外在的自然界，因此他认为“天”和“人”的关系，一方面“天”有“天”的规律，不因“人”而有所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另一方面“人”可以利用“天”的规律，“制天命而用之”，使之为“人”所用。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说庄子只知道“天”的功能(顺自然)，而不知道“人”的功能。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思想，认为“天”和“人”各有胜出的方面，不能互相代替。还有如道教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成仙只能靠自己修炼，不是天生的，也不能靠外力等等，都是讨论的“天人关系”问题。这些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虽有一定影响，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而儒家学者讲此说最多，但如果我们作点具体分析，也许可以看到他们中间也颇有不同。根据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资料，也许《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最早最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这部书是讲会通天道(天）和人道（人）的关系的书。《郭店楚简》大概是公元前300年前的书，这就是说在公元前300年前已经把《易》看成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了。为什么说《易》是一部会通“天道”和“人道”的书？这是因为《易经》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们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而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所以说《易经》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易经》做占卜用，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条；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条等等，均可证。《易传》特别是《系辞》对《易经》所包含的“会天道、人道”的思想做了哲学上的发挥，阐明“天道”和“人道”会通之理。
　　《周易》（主要是由《系辞》所阐发的“易理”）的“天人合一”观念是要说明“天”和“人”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不能研究“天道”而不涉及“人道”，也不能研究“人道”而不涉及“天道”，因此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应有着极有意义的正面价值。为了把“天人关系”问题弄淸，也许应该对“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含义有个全面的了解，至于“人”这个概念，可能没有多少要讨论的地方，但是“人性”问题则是儒学讨论之重要问题，此问题在《论“道始于情”与儒学的性情说》中有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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