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处于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偏远,文化落后,丰富的乡下经验,熟悉的湘西风土人情,这些边地生活和民间文化构成了他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特别是故乡的河流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成名后的沈从文常自称是“乡下人”。“乡下人”不仅是沈从文对自己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更凸显了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
自沈从文踏入北京城的那天起,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进入都市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五四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明的洗礼已经使他深切领悟了宗法制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沈从文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做作的畸形文化,有悖于人性的正常发展,与湘西自然纯朴的民风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乡下人”的情感选择,以都市人的理性认知来审视当时社会的城乡状况,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湘西宗法制社会初始阶段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对乡村生命形式美丽的赞美及与其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的合成显示了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张力。情感同理智的矛盾与冲突使他成为中国农村传统宗法制社会的歌哭者和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者。
沈从文的作品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以湘西社会为基石,精心构筑理想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式,是沈从文创作的鲜明倾向。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为对理想的向往;揭示人生的扭曲和堕落,表现为对现实的执著,这两个方面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他的文学创作的全部理想就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首先在其湘西小说中通过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展示现实的人生形式来描绘一个“乡下人”的梦想。
沈从文理想人生形式的构建方式,一是基于民间传说的理想人生形式建构。《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回荡着历史的悠长余音。涂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寄托了作者对具有悠久历史和风俗传统的苗族人民的挚爱以及对原始生命形式的礼赞。二是基于湘西世界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出于对现实人生形式的不满与厌倦,沈从文在回忆中构造着牧歌式的“边城”世界。《更夫阿韩》、《炉边》、《我的小学教育》、《在私塾》、《入伍后》、《卒伍》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仅具有作家自传的性质,更在展示湘西童年生活时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人生理想,是表现人性美较为突出的作品。而中篇小说《边城》则把这种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推向顶峰。
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小说大师,沈从文描写故乡湘西凤凰的一系列小说《边城》等,曾在国内外文坛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温情、善良的笔触,揭示出的人性之美好,让人震撼。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为对理想的向往,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他的文学创作的全部理想就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沈从文小说经典》选收了沈从文先生最经典的短篇小说17篇,长篇小说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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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中国现代作家中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被视为北方文坛领袖;四十年代末,因左翼阵营指斥其为“桃红色作家”而退出文坛,长期被历史尘封;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1980年代中期以降,以凌宇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的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海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1990年代后期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流的兴起,20世纪末,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予沈从文明确崇高地位的,金介甫是第一人。1994年,王一川主编、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沈从文位列现代小说家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96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的由海内外著名学者和作家参与投票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排行榜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早在19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六十多年后,沈从文的预言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认可,当然,这一评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认识并不一致。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7年8月至1922年入伍当兵,浪迹于湘川黔边境地区,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并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923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以写作谋生并自学。1928年至1949年,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兼任《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从1924年,他第一次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第306期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始,一生创作结集八十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多产作家之一。建国后主要从事文物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著有历史学、考古学著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
1 / 导论
9 / 更夫阿韩
18 / 炉边
25 / 我的小学教育
36 / 在私塾
56 / 入伍后
71 / 卒伍
90 / 龙朱
107 / 媚金豹子与那羊
118 / 牛
132 /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141 / 会明
152 / 萧萧
166 / 丈夫
184 / 绅士的太太
209 / 虎雏
230 / 八骏图
252 / 贵生
274 / 边城
350 / 沈从文年表(1902—1988)
1934年1月,因母亲病重,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故乡,和夫人张兆和每日通信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第二次回到故乡,这次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散文集《湘西》。
《湘行散记》和《湘西》是作家两次还乡的思想结晶,也代表了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如果说,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沈从文赞叹理想的湘西“人性美、人情美”的歌声,那么在散文湘西中,渗透于文本之中的则是沈从文面对现实的湘西而发出的酸楚的呜咽。无论是在鸭窠围的船上聆听长河、长夜与长歌(《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还是在箱子岩(《湘行散记箱子岩》)感受15年前的鲜艳明丽和15年后的破败萧条;无论是对常德各种船只和船户的描写(《湘西常德的船》),还是对凤凰的极少数女人的行巫、放蛊和落洞背后的神秘及凤凰大多数男人游侠者精神的追怀(《凤凰》),在这些人生现象里,作者不仅感受到了湘西社会生活乃至人类生活表层的悲惨与凄凉,更越过这表层的血与泪,体验到了他们被迫接受摊派到自己的那一份命运时,在日月交替中各尽生命之理的人生庄严。
湘楚文化的熏染、意境的创设、心理透视的方法、文体的革新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独具艺术特色的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