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郭沫若诗文经典_郭沫若著_9787539190914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8月，大部分诗作写于1919—1920年间，是其创作爆发期的作品。“五四”新诗创作参与者甚众，既有现实关怀，也有浪漫抒情，但整体气势偏弱。郭沫若的登场使“五四”新诗精神大振，气韵充沛，充满伟大的时代精神。郭沫若在新诗发展上的主要贡献：一方面把“诗体解放”推向极致；一方面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奇特大胆的想象、瑰丽奇绝的语言、浪漫奔放的情怀，让现代汉语新诗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欧洲浪漫主义有三大特征：描写大自然、反观内心、赞美宇宙，这些都在《女神》中得以体现。郭沫若喜欢描写崇高壮美的事物，许多意象是亘古至今从未出现过的。《地球，我的母亲！》一诗是郭沫若歌颂自然的代表性篇章，诗人把地球作为人类生命的养育者和人类幸福的创造者这一伟大形象来加以歌颂，把地球呼之为“母亲”，并以神奇的想象力，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这位“母亲”的化身。郭沫若作为诗人，通过对自然的伟大创造力的描绘，显示了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乐观信念。《晨安》中的感情律动，如阵阵飓风和滚滚狂涛，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问候，而且向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致意，向世界，向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向壮美的自然界一连喊出了27个“晨安”，表现了诗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世界和祖国带来的“千载一时的晨光”中的狂喜。
　　《女神》体现了对自我的颂扬和对个性解放的讴歌。郭沫若以“狂飙突进”的激情，歌颂反抗、叛逆，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天狗》证明“自我”是世间最有价值、最有力量的。郭沫若作为诗人，在讴歌个性解放的同时，极力表现一种反抗、破坏和创造精神，热烈地赞颂古往今来的一切叛逆者和革命者。《匪徒颂》更是直接歌颂反抗叛逆精神的名篇。诗歌以激昂澎湃的感情赞颂了“一切的匪徒”，对他们三呼万岁，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反抗叛逆的精神。郭沫若创作的诗歌往往选取许多古代历史和神话的题材，比如，共工与颛顼争帝，女娲补天，聂政刺韩相侠累，屈原的故事，凤凰、天狗的传说，等等。这些题材本身多富于幻想、奇异，带有传奇性。郭沫若对这些故事和传说进行加工、再造，使其借着诗人自己和整个时代的“生命泉水”而复活。诗人自己说是“要给他们吹嘘些新的精神，加以激活，为我所用”，使其能以充分表达出个人和整个时代的突破束缚、追求自由、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
　　导论

　　朱自清说：“整个《女神》就是一部爱国主义诗歌。”《凤凰涅槃》的意义，如作者所说：“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诗中的凤凰，既是伟大祖国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的形象；既是与旧世界和人生的彻底决裂，也是创造光明理想的世界和人生的进行曲。在《炉中煤》中，诗人把五四运动后的祖国比作自己爱恋的“年轻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炽烈燃烧的炉中的煤火。这比喻不仅新颖奇特，而且含有深刻的寓意：红红的炉火象征诗人对祖国亦诚的心；而煤只有燃尽自己才能发出光和热来，这又象征了诗人愿为祖国献身的怀抱，感到自己这“活埋在地底多年”的黑煤已能“重见天光”，为祖国发出光和热的时机已到。《女神》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众多诗篇中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有时表现为对祖国的赞颂，有时表现为对祖国的眷念，有时表现为对阻碍祖国前进的腐朽事物的诅咒，有时又表现为“报国济民”的英雄怀抱。而且诗人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取得了血肉的融合。
　　《星空》是一本诗歌、散文、戏曲合集。如果说《女神》是诗人的“呐喊”，《星空》就是诗人的“彷徨”。构成《星空》形象体系的依然是地球、大海、星辰和太阳，色调却发生了变化：在黎明中奏着音乐的地球在“海水怀抱”中“死了”（《冬景》）；在波涛汹涌中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惨然变色，“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可怕的血海”（《吴淞堤上》）；“天上的星辰完全变了”（《星空》）；“囚在个庞大的铁网笼中”的大鹫代替了“从光明中飞来，又向光明中飞往”的“雄壮的飞鹰”（《大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的“带了箭的雁鹅”，代替了翱翔在更生的宇宙中的欢唱的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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