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_吕澎_9787208125094

21世纪的头十年，是中国现实逐渐碎片化的十年。

我们需要在何种背景之上，才能真正理解十年来的当代艺术现实？如何理解无数碎片之间的断裂？那些行为艺术与新绘画之间的断裂，纸面行间与实地现场之间的断裂，国际语境与本土在地之间的断裂，社会巨景与个体意志之间的断裂。

艺术史家吕澎在剧烈变革的大时代中书写艺术家的工作。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的是艺术家和他们作品的生存空间问题，以798为代表的艺术区、其他美术馆等艺术空间在政策调控和市场浪潮下的兴衰，以及艺术品交易市场的资本运作对当代艺术产生的影响。吕澎将“艺术生态”视为艺术生产的语境，更看作艺术生产的结构、过程与结果。潮涌潮落间，张弛不一的规则体制、狂飙突进的市场资本、过渡时期的实验空间，呈现出新世纪百态并进的激烈交锋。

下篇从艺术空间的讨论转向了艺术创作本身，全面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诸多作品与代表人物，如方力钧、张晓刚、刘小东、隋建国、周春芽等等。无法承继传统的“艺术与艺术家”，面对美学的彻底退位，形式观念的千山万壑，又将如何凝固观念于作品，突出重围，进入第二个十年？

艺术是前瞻的。把握当代艺术的现在，或许也就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未来。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不断讨论的“国际接轨”问题，在有二十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的20世纪最后一届“威尼斯双年展”（1999）这一事件中似乎有了结论性的回答。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家早于1993年就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不过，由史泽曼（Harald Szeemann，1933—2005）策划的本届展览在国内当代艺术圈子里仍然获得了影响，原因之一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前已经成为乌利·希克（Uli Sigg，1946—）这类更早关心中国当代艺术的西方人收藏的对象。与1993年的那一次相比，艺术家的兴奋不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国际展览既是自己的艺术得到证明的充分凭据，也是获得国际销售机会的平台。参加这种国际性的展览，在1990年代初意味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欣喜，可是到了1990年代末，这种欣喜则已经转化为一种见惯不惊的例行演出。同时，这种“国际接轨”始终受到批评家的质疑，这类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国际接轨”被认为更多的是西方标准的结果，参加了这次展览的上海艺术家周铁海（1966— ）有一个哑剧脚本（以后他将其拍摄出来），对中国1990年代的艺术家的状态作了有趣的报告，在这个短片里，艺术家嘲讽了中国艺术家对国际策展人的那种可笑的依赖。

“国际接轨”的进程的确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在加快。2000年的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清水敏男干脆用“沧海桑田”来表述上海或中国的变化，他将上海放在了国际化的都市“东京、纽约、香港、巴黎、伦敦、法兰克福、曼谷、马尼拉、新加坡、台北、首尔”这样一个水平线上。他很明确地说：“今天的上海已经完全跟世界性的网络连接了。在这个城市举办第三届上海双年展，邀请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家，标志着上海的巨大变化。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上海变化理所当然的成果。”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于2000年11月在上海美术馆里举办，展览的公告表明：“经文化部批准，由上海美术馆主办、上海有线电视台协办的2000上海双年展将于2000年11月6日－2001年1月6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并被定为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主要展览项目之一。”显然，上海双年展作为一个政府项目已经确定无疑。然而，在政府美术馆里举办有装置艺术、录像艺术、摄影艺术、媒体艺术作品参加的展览，这意味着无论这个国家的艺术制度有无改变，而事实上为更为自由的艺术开启了空间。这个展览的国际化不仅仅体现在有亚洲、澳洲、欧洲、非洲、美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67名艺术家（中国36名，外国31名）参加，更重要的是，“本届双年展尝试按照国际通行的由策划人推选艺术家的方式，成立了策划人小组，负责推选参展艺术家及其作品，并最终由双年展艺术委员会审定通过”。这个由不同国家的策展人组成的策展人小组开启了上海双年展的未来策展制度，也为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提供了操作提示。

这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上海精神”。策展人侯瀚如（1963— ）为此也写了一篇可以看成是展览主题阐释的文章《从海上到上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他试图将这次展览放在一个超越性的层面上，他强调了“双年展”应该“从全球视野的高度，观察和判断当代艺术在特定地区的发展状态并对其实验的、创造差异性的方面加以鼓励”。由于侯瀚如文章通篇充满着全球化问题和期望目标，因而不太关注涉及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城市所具有的特殊制度背景，结果，“上海精神”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假设的对象。

“通过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一起在‘海上·上海’（或英文ShanghaiSpirit，即‘上海精神’）这一题目下同台展出，双年展的主办者和策划人都希望从上海的现实条件出发，来探讨当代艺术在上海这样一个处于高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方大都市’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并推而广之，使之成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当代艺术的实验场所。”

这位在法国生活多年的中国策展人似乎有意识地想摆脱中国的特殊背景，通过展览创造出一个超越国度的艺术实验平台。侯瀚如当然注意到了上海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他对上海自19世纪开埠以来的历史给予了闪烁其词的描述，还把上海描述为“为种种丰富多彩、迥然相异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温床”的城市，并且“衍生了一种以多元交融为基础的独特的现代性”。尽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断了40年，可是在今天，“上海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城市”。

侯瀚如最后还是为他的“上海精神”作出了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被我们称之为‘上海精神’的，无疑，上面描述的文化开放性、多元性、混合性和积极的创新态度，应该说就是它的内核。”他甚至用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作品的差异性来证明这种精神的实在性。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的“国际化”似乎有基本的依据。批评家顾振清（1964— ）认为本届双年展“是中国第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双年展”，这类乐观主义者的依据是，展览的策展人除了有中国批评家张晴（1964— ）、李旭（1967— ）以外，还有国际策展人清水敏男、侯瀚如，参展艺术家有基弗尔（Anselm Kiefer，1945— ）、李禹焕（Lee Ufan，1936— ）、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1967— ）、森万里子（1967— ）以及哈尼·多诺（ Heri Dono，1960— ），同时，参加展览的还有在1980年代末或者1990年代初出国到西方国家从事艺术实验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1957— ）、黄永（1954— ）、严培明（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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