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乌托邦_（澳）鲍里斯．弗兰克尔　著，李元来　译_9787544713146

　　《后工业乌托邦》对后工业社会左翼阐释者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方案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深入考察了他们所支持的新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可行性，内容涵盖了失业、社会福利、生态危机、后现代犬儒主义、技术官僚、军国主义等诸多问题。作者不仅对困扰当代理论家和行动者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清晰解读，而且对后工业乌托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并基于对当下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独特视角，给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领域可能的替代性选择。

　　中文版序
　　自从《后工业乌托邦人》初版于1987年在英国和美国面世以来，25个春秋已经悄然逝去。该书在国际上一直广受欢迎，并且自1978年以来已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中被译成多种文字单行出版。如今，我十分高兴的是，中国读者将有机会接触关于后工业社会的争论。虽然世界上许多事情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正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为它们著书立言时一样，这本书中所分析的大部分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中国读者对于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早期争论并不熟悉，所以我就有必要简要说明后工业理论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和许多其他社会分析家为何曾对这种后工业主义的新现象分析情有独钟。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诸如马克思（Marx）、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或者齐美尔（Simmel）这样的古典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就沉浸在为阐释资本主义和现代城市社会的起源而著书立说之中。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行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论和解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全都亲身经历了一段欧洲历史时期，该时期见证了社会的转型，迄今为止，这些社会的主要基础一直是农业、乡村生活、贵族或者乡绅以及强大的传统宗教制度和诸如君主制之类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相比，新兴工业社会不仅是城市化的，而且拥有新的法律、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兴起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关系遭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商贸所催生的新价值观和实践的洗礼，它们不是被大浪淘尽，就是要吐故纳新。一旦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实践已经发展起来，并取得支配地位，那么任何制度（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都无法抱残守缺。
　　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一代社会-经济理论家再一次面临着重大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开始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辩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今是否正在迈入一种新的历史转型阶段？这些根本性变迁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与从前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历史时代不同，当代“西方”社会如今是否正朝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些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将会是什么？它们将会继续是资本主义式的吗？抑或，它们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或者一种以环境可持续性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吗？
　　我一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多所大学中从事研究和工作，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参加过举办于美国和西欧的许多大学的学术沙龙和专题研讨会。我所发表的作品已经涵盖了社会理论、有关国家理论和当代文化方面的争论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所有这些领域始终是与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新争论相互重叠的。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相比，资本主义社会自1945年以来的发展有何不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迟早变得必要，依据在于某人到底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名保守主义者或一名自由主义者、一名环保主义者，还是一名研究新技术、官僚组织或家庭和文化生活的分析家。例如，如果“西方”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中的大部分民众不再在工厂中工作，而是目前就职于服务行业、行政管理以及其他领域；那么人们仍然能够把这些国家称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吗？抑或它们还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如果主要的“西方”社会正在将它们的海外工厂转移到非“西方”国家，而增加它们对生活消费品的消费和休闲娱乐的活动；那么这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如何对家庭生活、环境资源以及 “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旧式政治冲突产生影响呢？“西方”国家中的政治仍然将会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支配吗？抑或服务经济中的非工业性就业率的增加，将会预示着阶级政治被后工业社会中的新式政治替代吗？
　　后工业理论家曾出现分野，一类人相信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的终结；而另一类人则相信后工业社会不仅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而且同样面临所有关于不平等、生产和盈利能力的危机以及持续开发新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方面的问题。如果后工业社会并非是资本主义式的，那么，人们将如何就业？仍然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依赖福利金过活的人们吗？政治机构将会保持不变，还是转为行政管理的地方性的、分权化的新单元，还是保持高度的集权化？
　　同样地，后工业理论家还曾有如下分野，一类人呈现出一幅乐观的愿景，新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品在其中一应俱全；而其他人则发出如下告诫，即如果世界想要避免爆发灾难性的环境危机，那么后工业社会将不得不削减消费和生产。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中的所有非“西方”国家在成为一种后工业社会之前，是否首先将必须经历工业化的历史阶段？抑或它们是否能够跳过这个历史阶段，从而直接从一种农业社会过渡到一种后工业服务和消费社会？就这个问题而言，后工业理论家也曾众说纷纭。近些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中国已经快速地实现工业化，并且中国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工业大国的同时（与欧洲早期的工业化相反），仍然保持一个庞大的农业部门。另一方面，印度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一直要远低于中国，但印度反而已经通过建设它的服务部门来拓展它的经济。然而，印度仍然是由传统的种姓和宗教派系实行统治，并拥有一个十分庞大而又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而不是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后工业社会。换言之，每个非“西方”国家正在奉行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否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终究都将会成为工业化社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观察，更不用说它们发展成后工业社会了。
　　自1987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新技术领域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因特网”、生物技术以及遥控技术到新的电子革新、化学革新、运输革新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技术革新。我们也已见证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迁，例如，苏联解体、新的经济大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兴起以及美国和西欧势力的相应衰微。与“西方”后工业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呈现出来的信心不同，近来的经济危机已经引发大规模的失业，而非创造出一种以完全就业为基础的新型闲暇社会。加之对市场成长的兼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的关注与日俱增，在新的后工业社会看起来将会像什么样的问题上，某些乐观的展望（由诸如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托夫勒这样的作者做出）实际上一直被染上更多的乌托邦色彩。虽然更少的“西方”民众在老工业中从事工作，更多的民众在家庭办公室里展开工作、并通过在线技术进行沟通；但是迄今为止，如下预言一直无法兑现，即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将会大大被缩短。由我们早期的后工业理论家率先勾勒出来的新技术，也一直都在形塑着许多城市以及教育和健康制度的品质。然而，这是一种积极性的发展还是一种消极性的发展？各家在这个问题上莫衷一是。
　　后工业理论家所讨论的其他两个重要领域是值得一提的：环境和军事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后工业理论家曾就如下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即是否存在足够的环境资源，以使世界人口能够达到那些“西方”国家中的民众所享受的生活标准。伴随着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被污染的海洋与河流、许多大陆中的稀缺水资源、被耗尽的森林资源以及过度拥挤的城市空间，后工业理论家的愿景将会依然是乌托邦吗？抑或世界将会看到新型可持续经济与更大的社会正义一起发展起来？其次，后工业理论家曾在“冷战”时期著书立说，而核战争的威胁在这个时期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尽管“冷战”已经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但是不仅全球在军事武器方面的经费一直没有减少，而且新的充满危险的军事冲突一直继续给全球舞台带来创伤。如果后工业社会理应建立在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那么后工业理论仍然会是任重道远或乌托邦化的吗？
　　因而，尽管自该书的英文版问世以来，历史焕然如新；但是，我希望中国读者将会意识到，许多所讨论的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不仅对“西方”国家而言，而且也对整个当代世界而言。最后，为了阐释，我曾仔细分析了一系列的后工业思想家，他们彼此间各执其词。中国读者可能对当中的某些作者不熟悉，不过这无伤大雅。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作者所提出的理念和议题。我真心希望我的分析将会有助于澄清和说明当中某些关键性的议题和挑战，因为我们今天要继续面对它们。
　　鲍里斯·弗兰克尔
　　墨尔本大学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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