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多重皱褶(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4年卷)_陈思_9787506375214

陈思是一位理论素养全面、感受能力较强的才俊型理论评论者，他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品分析，每每独具慧眼，对当前作品的赏析，也有不凡的观察能力。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

总序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

“绕着说”陈思

朱向前

今年五一刚过，2014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终审会在京郊举行，我因在外地讲学，破例地请了一回假。但评审还是老章程，由我和雷达先生负责评论书稿。而且今年堪称评论“大年”——送审书稿多达七部！我复审通过了岳雯的《沉默所在》和饶翔的《重回文学本身》，会前又和雷达先生电话沟通统一意见，他熟悉岳雯和饶翔故毫无异义；同时认为他复审的陈思书稿《现实的多重皱褶》亦颇见功力和分量。由于雷达先生的巨眼和我们多年的默契，我虽对陈思了解不深，但还是点赞，决定我们共同推荐三部评论书稿进入终审并力争出版。结果，终审会投票如我们所愿，岳雯、饶翔、陈思三人均顺利通过，会议还分工我负责编辑《现实的多重皱褶》并作序。

由此，我才全面系统地阅读了陈思的《现实的多重皱褶》，读完之后，更加认同初审和复审意见。初审梁鸿鹰先生如是说——

这部集子里呈现给我们的显然是一位理论素养全面、感受能力较强的才俊型理论评论者的面貌，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品分析，每每独具慧眼，对当前作品的赏析，也有不凡的观察能力，而对电影、戏剧作品的鉴赏，同样反映了他破解艺术难题的某些雄心。大有前途，专此举荐。

复审雷达先生如是说——

同意鸿鹰意见。这是一部精心挑选的论文集，虽无意宏观的系统，但就每一作家作品的专题，见解独特。思路新颖，学理厚实，显示了独到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如高晓声笔下干部形象研究，毕飞宇的权力叙述解读，都有新见。关于电影和戏剧研究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更显其出众的鉴赏水平。由于全书显示的理论能力和系统学理，通过复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雷达、梁鸿鹰两位编委的审读意见，一是因为他们说得全面、准确、真实，我深以为然，更多的也“没得说”了；二是陈思的理论素养之“全面”“厚实”“新颖”确实异乎寻常，据我后来所知，他在北大中文系读博期间曾到美国追随著名学者王德威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真正是起点高、视野广，具有国际眼光，切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极具特色，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如《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对毕飞宇小说的权力叙述解读等等），对近年来愈加淡出江湖而孤陋寡闻的我而言，明显感觉到了理论批评的“代沟”，甚至觉得陈思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二十年来理论批评入选者最显新锐也最难以把握的一个，更遑论去分析他的学术理路和理论背景了，一句话，“没说的”。因此只好“照着说”（雷、梁），具体的留给“别人说”（读者）。我干脆丢开文本，来“绕着说”陈思吧。

先说一个“家学渊源”。如果要说中国近代以来学术上的名门望族，恐怕莫过于江右义宁（今修水）陈家，从祖父陈三立、父亲陈宝箴到子辈陈寅恪、陈衡恪，一门四陈，子继父业，薪尽火传，贯穿中国近、现、当代文史诗书画界，风头无两。导致陈寅恪终生以门第为傲，找妻子甚至学术助手（黄篔）都要苛求出身名门。但是，众周知，当年鲁迅先生在却遗嘱中特意指出，子孙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这一方面是缘于鲁迅的性格，实在、尖利乃至偏执；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知，它确实迥异于戏剧、绘画、书法、民间工艺等诸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别适用于口传身授的艺术门类，难以传授。同时，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一说法又几乎成了戒律，深入人心，甚至在多数时间被误读，认为文学行当不宜子继父业，不可承传，难以培养。至少当代中国前几十年，鲜有两代作家。绝大多数名家、大家的子女选择了别的行当。连大学——新中国北大中文系首任主任杨晦先生就开宗明义宣称：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直到新时期以后鲁迅文学院的恢复特别是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创办，成功挑战了作家不可培养的“清规戒律”——仅以军艺文学系84、87、89、91级八年间前四届共一百五十名学员为例，至今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项（莫言）、卡夫卡文学奖一项（阎连科）、茅盾文学奖四项（莫言、麦家、徐贵祥、柳建伟）、鲁迅文学奖及此前的各类全国文学奖数十人次。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也许是一种潜移默化，也许行动胜于心动，到本世纪初，当代文坛上的“文二代”已悄然崛起，成为了新世纪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远的不说了，就说近的，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女公子刘雨霖还在纽约大学导演专业读研，她编剧并执导的首部微电影《门神》一举捧得第四十一届奥斯卡小金人（大学生单元），令中国影坛诸多大牌编剧导演震惊且汗颜。当即有微信交驰，我连赞“父女俩神人”！孩子的天赋毋庸置疑，但遗传基因尤其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导致孩子兴趣的走向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修正与引导诸元素的作用，恐怕都是不可或缺的。于此就不能不说到眼下的这位陈思了。出身名门——母亲，当代著名诗人舒婷；父亲，著名诗论家陈仲义（至于舒、陈两家的渊源尚未考证）。读陈思文，依稀可见其父母遗风，智性、理性、感性与诗性四位一体，若一路走好，前程未可限量。

再说一个“文学地理”。当代中国文学版图，若以小说和作家籍贯论，人们津津乐道北有陕军（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高建群、红柯、邹志安、吴克敬）；豫军（姚雪垠、李準、白桦、叶楠、二月河、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刘庆邦、朱秀海、周大新、柳建伟、鲁敏）；鲁军（冯德英、李心田、莫言、张炜、李存葆、赵德发）。南有湘军（沈从文、周立波、丁玲、莫应丰、古华、韩少功、唐浩明、残雪、王跃文、何立伟、谭谈）等等。他们俊采星驰，叱咤风云，搅得中国当代文学风生水起。山川地理、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体裁）有什么内在影响吗？莫非因为中国乃农业文明，内陆或两河流域积淀深厚，方能孕育出小说大家？确实，举目四望，很多沿海或偏远省份明显相形见绌。比如福建，建国六十多年来，以小说名世者几无。我因青年从军在福建十四年，并开始走上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一直对此文学地理形势有关注，不理解。我认为，福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一是诗歌散文，以冰心、郭风、蔡其矫、舒婷为代表，人不在多，分量够了。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奇特的，为当代中国文学贡献了几近半壁江山的理论批评队伍。他们是；谢冕、张炯、刘再复、孙绍振（虽非闽籍，但上世纪50年代北大毕业即到福建工作至今）、陈骏涛、曾镇南、林心宅、南帆、陈晓明、张陵、王光明、陈仲义、谢有顺……好，现在又来了一个陈思！此中人物（陈思暂时除外）个个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大将，不少省区市甚至几十年都不见一个，只有福建却摩肩接踵、逶迤而来，绵绵不绝。福建为什么盛产文学理论批评家?

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吗？我真不知道。

但我关注陈思，陈思将会怎样？能继承、发扬甚至超越他的父母、他的乡贤们吗？我们拭目以待。

是为序。

甲午夏月于袁州听松楼

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

——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

对于高晓声这样的作家来说，“文学”并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艺术”。更多时候，高晓声将自己当作时代的传声筒，将作品当作回应现实、反映现实和“干预现实”的中介物。如果无法摆脱在90年代之后形成的关于“纯文学”的“认识装置”，就无法理解高晓声大部分作品的真正意义。这也是现在的文学史为何仅仅提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而无法正面评价其他作品的真正原因。

除了农民之外，高晓声在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的干部形象。如果批评家贪图方便，未将高晓声的作品当作整体来进行研究，很可能将农民“陈奂生”当作高晓声笔下人物的唯一代表。事实上，从刘清（《李顺大造屋》）、吴楚（“陈奂生”系列）到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崔大牛（《崔全成》）、刘长春（《我的两位邻居》）、许光（《聪明人》）、周谷平（《绳子》）、宗松生（《山中》）、恽成（《老友相会》）等，干部构成了作家笔下的另一条人物长廊。

在云谲波诡的70～80年代之交，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读者如果有心，从这三种干部的精神状态中，就能够嗅出一丝危机的意味。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不妨认为高晓声以三种干部形象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通过这三种干部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为周遭人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反映了“新时期”所遭遇的三重危机。有鉴于此，这三种文学形象及其对应的理论问题，将成为文学研究者进入80年代历史的路标。

一、谋私型干部与官僚化问题

干部的官僚化问题，是高晓声多年来的胸中块垒①。因此，高晓声笔下的第一种干部是谋私型人物。这批干部的共同特点是：从“文革”到“新时期”在官僚制度中占据或高或低的位置，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左右逢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剥夺底层利益等等。这样的彻底利己主义者编织成了一幅连贯漫长的历史长卷：50年代，“说尽真理、做尽坏事”，以“改造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欺压演员妻子的剧团副团长刘志进（《不幸》）②；文革时期，靠哑巴社员尸体升官的公社第一书记（《尸功记》），阴谋骗取李顺大造房钱的革委会主任（《李顺大造屋》）；“批邓”时期，敲诈动物园未果，以珍奇动物向上级邀功的干部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农业学大寨”时期，围护造田提升政绩不成，组织群众开挖“金库”的许光（《聪明人》）；“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高晓声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当时轰动文坛的“探求者”事件。1957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陈椿年、叶至诚等人筹划同人刊物“探求者”，并在《雨花》上发表了发刊《启示》和《章程》。同年6月，高晓声发表了小说《不幸》。如果有心人深入解读“探求者”事件的动机以及高晓声所作的《不幸》，都可以从中看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激情。这种激情的构成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不幸》与契诃夫小说的互文关系及改写，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平等主义与“五四”启蒙思潮的混合。

②这篇小说发表于1957年。在这一年，高晓声不仅和方之、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发起“探求者”、个人起草了“探求者”发刊《启事》，还发表了探索小说《不幸》，因而同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原籍江苏武进农村。从这篇小说的主题和“探求者”反对行政机构办刊的宗旨，我们都可以读出浓重的反官僚化的意味。

时期”初期克扣农民佣金、骑在江坤大身上过泥地的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曾经独揽大权，在“包产到户”之后丧失威信与生存能力的生产队长崔大牛（《崔全成》）。官僚制度所赋予的权力使他们得以逃避体力劳动和直接生产，个人权力的扩张又使他们往往在分配制度中占有优势，革命激情的丧失使他们只关注个人的官僚位置以及物质享乐。我们不打算再多做说明。①

不仅高晓声，从王蒙、张洁到陆文夫，这批从50年代走来的作家都是如此。这样的共同焦点看似偶然，实际上与这批作家的革命／中国经验息息相关。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始终面临着现代性追求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而革命的平等主义，又要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化。但有些时候，作为官僚化的对立面的革命，却会反过来为官僚化提供条件。“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的确立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而且，有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灭（尽管这是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的需要）为强有力的独立的官僚机构的成长清除了最后的障碍。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被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所分化，不如说是为更加突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一类人物尽管随处可见，却并非高晓声的艺术独创。在整个“新时期”，对贪腐干部的抨击成为“干部书写”的通行法则。问题在于，将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归因于个别干部的道德品质败坏，是对这一制度真正问题的虚假批判和实际回避。这与“新时期”名为“反思”，实为终止思考“文革”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是一致的：“四人帮”就是一小撮“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的化身，而他们的基层代表就是这些谋私型干部。这样的“反贪”批判，既不需要更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也不必冒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风险，在艺术处理上更不必面临许多暧昧不明的命题。无论是出于“告别十七年”的目的或者“复制十七年”的目的，许多作家们心照不宣地会合了。

者之间的差别所分化。”①与黑格尔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观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国家和官僚机构看作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利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在迈斯纳的认识中，中国社会的官僚化问题之所以没有达到前苏联的地步，源于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固然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声望，使之始终能够以个人意志掣肘整个国家官僚体系，甚至能够越过官僚机构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将平等主义、群众路线等观念贯彻到人心之中，反过来限制了官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土壤。1955～1960年间，这些限制官僚主义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甚至大跃进、农业集体化以及“双百运动”都对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构成了威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高晓声这样的作家，始终带有反官僚主义的敏感和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观能动性。

在文学上，建国初期“干预生活”的作品因应而生。如果不算1951年就遭到批判的《我们夫妇之间》，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看到了大量这类作品：何迟的相声《买猴儿》、何求的独幕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文学特写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本报内部消息（续篇）》和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小说方面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李凖的《灰色的帆篷》、刘绍棠的《田野落霞》、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张弦的《甲方代表》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②等等。这样的文学激情，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就受到多次的整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②关于“干预生活”的文学，董之林对其历史条件及重要篇目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参见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22页。

与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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