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按时间顺序对杨万里的人生轨迹进行了一次深入浅出的梳理。对杨万里的性格、才情、诗词论著、为官文人之道、以及与南宋名家周必大、范成大、陆游等人的交往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也比较恰当地提出了一些自己评价，并且本书的作者比较熟悉宋代的历史，对宋代的官场制度了解比较深入，因此在对杨万里这样的沉浮官场的传主叙述起来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也能为读者了解南宋吏治提供很多帮助。

作者以凝重而生动的笔触为南宋时代一位理政能吏、敢言直陈、自觉修炼的有道者，多情而才识超迈的诗人画像谱史。这位传主风尘仆仆地从中华文化的深处走来，勇敢沉着地承载起时代的重负，以自己毕生的顽强努力，为多难的南宋解忧，为中华历史与文化添彩，促我们沉思，令我们感奋。这就是《杨万里传》的精髓和贡献。　　文史专家 董乃斌　　诗人用隽永的诗文写自己如铁如石的生命；作者以秀美的文笔写诗人刚正却褊狭的一生。　　文学专家 程步涛

引子
提起“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会是陆游。不错，在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无疑要数陆游了。但是，许多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南宋当年，中国诗坛最负盛名的却是杨万里。陆游就曾拿他自己与杨万里做过比较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见《剑南诗稿》卷三十五《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
自然，不能排除陆游有自谦的可能，正如杨万里在评价陆游的诗才时也曾自谦说：“我老诗全退，君才句总宜。”但从陆诗中提到的“议论有至公”和“此评天下同”的说法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主要还是天下的公论，而不完全是表达谦虚之意。与此相应的是，在当时的“天下”诗坛，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著名诗人姜特立就曾写道：“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同时另一著名诗人王迈也在他的《山中读诚斋诗》中说：“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当时的宰相诗人周必大也称赞他“执诗坛之牛耳”，并说：“诚斋诗名斗牛寒。”而当时的著名经史学家项安世更盛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
当年中国文苑诗坛对杨万里诸如此类的赞誉，可谓不胜枚举，而且毫无异议。这就充分表明了杨万里当时确实是举国一致公认的诗坛“盟主”。
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们更多赞颂的陆游，当年声名反而会屈居于杨万里之后呢？

引子

提起“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会是陆游。不错，在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无疑要数陆游了。但是，许多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南宋当年，中国诗坛最负盛名的却是杨万里。陆游就曾拿他自己与杨万里做过比较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见《剑南诗稿》卷三十五《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

自然，不能排除陆游有自谦的可能，正如杨万里在评价陆游的诗才时也曾自谦说：“我老诗全退，君才句总宜。”但从陆诗中提到的“议论有至公”和“此评天下同”的说法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主要还是天下的公论，而不完全是表达谦虚之意。与此相应的是，在当时的“天下”诗坛，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著名诗人姜特立就曾写道：“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同时另一著名诗人王迈也在他的《山中读诚斋诗》中说：“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当时的宰相诗人周必大也称赞他“执诗坛之牛耳”，并说：“诚斋诗名斗牛寒。”而当时的著名经史学家项安世更盛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

当年中国文苑诗坛对杨万里诸如此类的赞誉，可谓不胜枚举，而且毫无异议。这就充分表明了杨万里当时确实是举国一致公认的诗坛“盟主”。

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们更多赞颂的陆游，当年声名反而会屈居于杨万里之后呢？

其实，这个问题，当年著名的诗词评论家，后被历代学界誉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诗体》中就已揭示出来。严羽总括宋代诗歌的体例共举出了七大家，即：“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中有“杨诚斋体”，而没有“陆放翁体”；而且七家中的前六家都是北宋时期的（陈简斋虽殁于南宋，但其诗体仍是成型于北宋时代），唯独杨万里是南宋的。可见在严羽看来，在整个南宋时期，就只有杨万里一家的诗可以称之为“体”。所谓“诗体”者，乃诗人之独特创造和其诗作独具之特色也。

平心而论，陆游的诗无论从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应该说都可与杨万里比肩。他们两人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可以说难分伯仲，而风格韵味则各有千秋。这一点，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曾有一段公允的评价：“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自古以来，书贵一体，文贵一家。诗歌创作自然也不例外。杨万里的诗能够突破前人的藩篱，大胆创新，开拓进取，以致自成一家，达到明显的与人不同而为自身“之所独”的高超境界，这正是他能够被誉为一代诗坛“盟主”的根本原因。而陆游虽然创作成就并不亚于杨万里，甚至后世还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成就远在杨万里之上，但非常显然的是，从诗歌艺术的创新发展而言，则杨万里的贡献又确实要比陆游高出一筹。

更重要的是，杨万里不光自身能够跳出前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的窠臼，使自己的诗作一新世人之耳目，更重要的是他还因此而成了整个南宋诗风转变的英勇旗手。正如钱锺书先生在他的《宋诗选注·杨万里小传》中所说的，虽然宋以后杨万里诗的读者不如陆游的多，甚至比范成大的都少，但“杨万里却是（南宋）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他）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众所周知，自从北宋黄庭坚的“山谷体”滥觞之后，江西诗派迅速风靡全国，几乎主宰了整个诗坛。杨万里身为江西人，而且本身又是学江西诗起步的，可见他要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是何等的不易。然而，却偏偏是他于南宋所谓“中兴”之初，第一个断然烧毁自己的江西体旧作两千余首，扬弃了江西诗稽古化今、脱胎换骨、穷于工细的传统家法，转而师法自然，追求一种天造地设、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生动活泼的新“活法”，从而蔚为大观，影响所及，不仅是整个南宋诗坛，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杨万里因为曾经把大量的民间口语写进自己的诗作，甚至被胡適、钱玄同等一班新潮文学大师推崇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始祖。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后世也颇有人批评杨万里的诗“太多太滥”，下笔“过于随意”，有的甚至流于“粗俗浅薄”，以及“思想性不高”等等，但杨万里作为独特一家的地位却始终不可动摇，而他在艺术创新上对当时乃至后世文学的影响，在整个南宋诗坛更是无人能比。正如后世日本和尚兼学者英肇海所言：“世多谓诚斋南宋一诗人，立乎尤、萧、范、陆之际，流易浅俗，谐谑自喜，诗道之魔耳。余独取其诗而潜心读之，多清空宕往之作，俊快劲健，如鸷鸟之翔空，骏马之下坡也。奔逸纵横，洒洒焉，脱脱焉，盖痛忌致与滑而洗以天河万斛之水者欤！于是始知其机轴高于范、陆上，而非寻常诗人所敢知也。”

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个时期，我国文艺界在评价南宋诗人时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抑杨扬陆”的普遍现象。唯有“遗世独立”的钱锺书先生能够刚正不阿地勇述己见，在当时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杨万里在诗歌艺术上勇敢创新、独树一帜、扭转乾坤的巨大贡献。而令人欣慰的是，钱锺书先生对于杨万里诗歌艺术成就的论断，在破除了“极左”思潮桎梏的今天，终于渐渐成了学界的共识。

其实，不光是诗歌，杨万里的散文创作成就和学术研究成就在南宋也堪称一流。只是由于其诗歌创作成就格外突出，以至于把他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成就都遮蔽了，因而后世文学评论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成就。进入现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散文史》，其中竟没有一部提到过杨万里的散文成就，甚至连《江西文学史》中也只评述了杨万里的诗歌，而对其散文只字未提。倒还是那个日本和尚英肇海早就在他的《翻刻千虑策后序》中指出：“因阅其全集，而后又知其志不在于诗，而在于文；不在于文，而在于学也。其学之经世，盖与同时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不可同日而语矣，是其所以有千虑之策也。”这位在中国清朝时代就把杨万里著作大力引进日本的日本僧人可谓慧眼识珠矣！

不过，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陆续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杨万里的散文水平之高超，以及学术（尤其是易学）研究法式之独特；而对于其长期“不显”之原因，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例如周汝昌先生就在他所编的《杨万里选集》引言中评价其《千虑策》“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于北山先生则在他所编著的《杨万里年谱》前言中指出，杨万里“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其密栗深邃、雅健幽峭处，尤与河东为近。友朋以此相推，诚斋也以此自负”。王琦珍先生也在他所编的《杨万里诗文集》前言中指出：“杨万里的文，不仅数量众多，体裁齐全，而且文学成就也很突出。”并特别推崇他的骈文“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而张瑞君先生则在他的专著《杨万里评传》中，专列了一章评论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此外，学术界还先后开展了三次专门的杨万里学术研讨活动。而在这些研讨活动中，杨万里的易学研究成就，尤其是他花费十七年的业余时间撰写而成的《诚斋易传》，独出机杼地采用以史证易的方法，试图开发易学之政治功用的努力，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万里不仅在文学创作和经学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称得上出类拔萃。

早在步入仕途不久，人到中年之际，他就利用居家守制的时间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三十篇政论《千虑策》，从为君之道、巩固江山社稷之原理、社会治乱之根源、爱惜和正确使用人才、正确选拔任用宰相和将帅、整军经武之道、驾驭官吏之法、改革选举考试科目、改善刑法、解决冗官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民政措施等十几个方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南宋王朝当年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并一一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和措施，一时震惊了当时声名卓著的陈俊卿、虞允文两位宰辅。在南宋政治家中，连位及宰执的衮衮诸公尚没有一人如此全面、系统而深刻地论述过治国策略的，而当时的杨万里才不过是个比芝麻芥子还小的从八品宣教郎。难怪虞允文看到杨万里的《千虑策》后要惊叹：“不意东南有此人物！”而后世日本学僧英肇海在其《翻刻千虑策序》中也明确指出：“其言切实恳到，一一中时弊，可谓昏夜之一灯矣。”

在政治实践上，尽管杨万里终生都在当官与退隐的矛盾心理中痛苦地挣扎，而一旦走马上任，他往往便能拿出不同凡响的举措，来解决公认的天下难题。他从最低级的地方掾吏当起，继而知县、知州、路使者，以及多个中央机关职位，可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不打理过，所到之处，无不声誉卓著。他不用刑狱，与民约法而顺利解决了赋税征收问题，他处处兴教立学而推广了文明教化，他大力举荐人才而为贤能之士开辟了晋升之路，他带兵剿匪而一举大获全胜，最后他以挂冠抗旨的坚决态度，拒绝发行祸国殃民的铁钱会子而震惊了朝廷，竟使得这项害民政策不得不胎死腹中。虽然他最终为此而永远告别了官场，但他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虽未能跻身于宰辅高位，但他在朝廷内外的影响比许多宰辅级高官还大，弄得孝宗赵昚恼恨他“直不中律”，而光宗赵惇则惊叹：“杨万里也有气性！”

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完全有条件和资格出将入相的杨万里才至于落了个长期仕途困顿，终生得不到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一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最后只得愤而挂冠，退出政坛，专以诗文创作和思想理论研究来充实自己的人生。

然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当年许多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的势利之辈，早已经腐朽成灰，踪迹全无；而杨万里等既注重立德立功又不惮于洒脱立言的一代思想文化巨擘，却以其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和划时代的思想文化成果而为后世人所衷心景仰，代代传承，以至于永垂不朽。

　　聂冷，本名聂洪才，男，1952年生于江西宜春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曾任《宜春日报》副总编、副社长及宜春市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辫子大帅张勋》《吴有训传》《补天——袁隆平的精彩人生》，长篇历史小说《宋应星》等。曾获江西谷雨文学奖、江西社科优秀成果奖、山东《时代文学》奖、江西新闻奖等共二十余奖项。

引子
第一章　寒门书香
第二章　名师高徒
第三章　升斗小吏
第四章　探究治道
第五章　深入政坛
第六章　州路差遣
第七章　宠辱不惊
第八章　也有性气
第九章　彻底看透
附录一　杨万里年表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公元一一二七年，对于中国传统的汉族主流政权来说，绝对是一个风雨飘摇、金瓯残缺的倒运之年。这一年，北宋的徽、钦两代皇帝及其全家老小，已被去年一路风风火火杀进汴京的女真反叛政权废为庶人，并被押送到他们的东北老家大本营严密看管。一些侥幸逃脱了金军斧钺而不甘宋朝灭亡的朝廷大臣，不得不匆匆推举同样是刚刚侥幸逃脱金军魔掌的徽宗赵佶的第九子、钦宗赵桓的弟弟、“康王”赵构于商丘登上皇位，改元建炎，后来取庙号为高宗。于是，一个完整统治中国一百六十七年之久的北宋王朝就此完结，而一个江山半壁、苟且偷安却被朝臣们自欺欺人地称颂为所谓“中兴”的南宋王朝也就从这里开篇了——是为南宋建炎元年（1127）。
　　而就在这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午夜子时，江南西路吉州吉水县湴塘（又称南溪）村三十二岁的穷秀才杨芾，陪伴着他的原配夫人毛氏，在他们蜗居的茅屋里生下了他们的首胎第一个儿子。
　　秀才杨芾也许不会注意到他的儿子恰恰与一个半旧半新的南宋王朝同步诞生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巧合，自然更难准确地预测他的这名长子将会有着一番怎样的人生历程，但他对这个儿子的期望之高，却是明确无误的。这只要看看他给这刚呱呱坠地的小家伙取“万里”为名，表字为“廷秀”就知道了。“万里”者，鹏程远大之谓也；“廷秀”者，出类拔萃之谓也。的确，这个衰落已久的家庭太需要赶快出一个能够重振家声、光耀门楣的显赫人物了！
　　吉水县的湴塘杨氏本是一个仕宦迭出的名门望族。据族谱记载，吉水杨氏的先祖为春秋时晋武公的儿子伯侨。伯侨的第四世孙号羊舌氏，食采于杨。故羊舌氏的儿子伯石（字食我），遂以封邑为氏。这就是吉水杨姓的来历。后来杨伯石的后裔迁居华阴；在战国时，其后代有杨章；章生款，入秦为卿，再传若干代，便出了一个杨震，在汉朝为太尉。杨震的三十五世孙杨承休在唐朝为刑部员外郎，遇朱温篡逆，于天祐元年（904）举家逃到吴越，在杨行密割据的江南安家。杨承休的后代杨辂在南唐累官为门下侍郎，出守吉州，下乡巡视时发现位于吉泰盆地北部边缘赣江西岸的吉水湴塘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田庐丰美，是个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于是便卜居此地，这就成了吉水杨氏的始迁祖。
　　到宋朝，杨辂的后代中已是人才济济，家族声望日隆。截至杨万里父辈，光考中进士的就有十几人。其中史上著名的就有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累官为屯田员外郎，知康州，并以清廉勤谨著称的杨丕。真宗皇帝曾把他和另外两名江西籍官员的名字写在殿堂的柱子上，称为“江西三瑞”，作为众官楷模，予以表彰。仁宗皇祐初年又出了个文名显赫的著作郎杨纯师；纯师的儿子杨存又考中元丰八年（1085）进士，初为仁和县令，升任洪州通判，不畏强暴，大胆抗拒宰相蔡京之命，虽仕途受阻，但其高风亮节广为朝士赞誉。而此刻，还有一个进士出身的杨邦乂，正在建康府里当着通判……
　　不过，整个杨氏大家族虽则兴旺，但杨万里的父亲杨芾这一支脉却已经四代都没有人入仕当官了。杨万里的高祖名堪，字不详；曾祖名希开，字先之；祖父名格非，字元忠；父亲名芾，字文卿，都没有取得功名。据后来被杨万里尊为师座的庐陵名宦胡铨为杨芾所作的墓志铭上说，杨芾自父辈以上“三代业田”。但从他的这几代祖先都有名有字，而名字也颇为古雅这一迹象来看，他们应该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而“业田”也不一定是亲身种田。较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原本就是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官宦后代，只是由于后来几代没有当上官而家给不足，而又放不下读书人的体面去自耕自种，不得不一代代靠卖田卖屋补贴家用，到杨万里的祖父这一辈已经把土地房屋全都卖光了，完全成了一户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因而杨万里的父亲杨芾只好走乡串村去给人家当私塾先生。
　　当年的乡村塾师报酬一般都以实物支付，有的略给一点现金。据墓志铭记载，杨芾当年的收入，除若干米、豆、油、盐、苎布等实物之外，以现金支付的部分每年都只有铜钱二十贯（约合银二十两），仅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由于家里房屋卖光后无处可住，杨万里的父亲不得不在村边的南溪北岸搭建了三间茅屋，可是茅屋盖好后却没钱做门。他只好去向他的族兄弟杨元卿和杨昌英请求接济。结果元卿和昌英在资助他做门的同时，还各送给了他一首诗。元卿的诗曰：“三间茅屋独家村，风雨潇潇可断魂。旧日相如犹有壁，如今无壁更无门。”而昌英的诗则曰：“碧玉寒塘莹不流，红蕖影里立沙鸥。便当不作南溪看，当得西湖十里秋。”这两首诗，前者直写杨芾家的贫寒情状，并把他与汉代司马相如发迹之前的困境相比，既客观实际，而又毫无贬义。而后者则反用赞美的口吻说杨芾的茅屋及其周边环境可与杭州西湖媲美。这两位族兄弟的善意调侃，不能不令人莞尔一笑，但其中的苦涩，也就只有杨芾自己心知了。
　　不过有了三间茅屋，好歹也算是个家了。这样，杨芾才终于在三十一岁头上娶得了一位才十八岁的妻子。到他三十二岁时，他的妻子毛氏就在他艰难建起的茅屋里首胎生下了长子杨万里；过两年，又生下次子取名万山。
　　然而，添丁的喜悦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久的欢乐，国破家衰的命运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长子杨万里三岁、次子万山才一岁的时候，就碰上了金虏入侵家园之大难。建炎三年（1129），金军分两路大举南侵；十一月，其中一路攻陷建康，吉水湴塘杨氏的英雄儿郎、杨万里的族叔祖建康通判杨邦乂战斗到最后被俘不屈而英勇就义。噩耗刚刚传来，另一路金军就紧紧追踪着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直下洪州、抚州、临江、袁州、吉州，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由于江西诸州县根本就没有正规军守备，只有若干平日只充当劳役而根本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的地方厢军，而且多为老弱病残者，根本不堪一击，而暂时驻跸吉州的隆祐太后一万多护军则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所以金军一路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吉水处在金军攻取吉州的必经之路上。金军要洗劫吉州必先洗劫吉水。因此，吉水百姓一闻金军正自洪州溯赣江而来，便如逃避洪水猛兽般抛家弃业，没命地四散奔窜。杨万里的父母自然也和乡亲邻里一道扶老携幼躲进了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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