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译丛·科学圣徒——贝尔纳传_[英]安德鲁布朗　著，潜伟　李欣欣　译，赵奕施逢杰潜彬思　校_9787532642755

本书为《辞海译丛》系列丛书

传主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20世纪英国既颇负盛名、又饱受争议的科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年轻时即因其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和广博的视野被剑桥的伙伴们称为“科学圣徒”。虽然贝尔纳的弟子得诺贝尔奖者甚众，与之合作过的十几位科学家也多有得过诺贝尔奖者，唯他两手空空，甚至有人将“爱好太广而不能深入研究”称为“贝尔纳现象”。贝尔纳在二战时期参与多项军事工程技术研究，包括诺曼底登陆的科学调查，曾任国际和平理事会主席，成为游走于唐宁街、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少数人物之一，第一次访华是受邀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

试想世上有几人能够与丘吉尔、斯大林、尼赫鲁、毛泽东、蒙巴顿以及毕加索同时交往，自身还是一位科学家？贝尔纳无愧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中译本序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于1901年出生在爱尔兰郊野的一个农场。自小就表现了出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到英格兰的学校，这样他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方面的。当科学成为他的既定道路时，他还深深地着迷于世界史、文学和视觉艺术等——如此广阔而深邃的兴趣使得他被剑桥大学的伙伴们冠以“圣徒”的昵称。就像许多一战后的学生一样，他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
他选择的研究领域——X射线晶体学，那时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但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天分颇高的年轻观察者：他们有男有女，活跃在英格兰、欧洲和北美。当贝尔纳

中译本序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于1901年出生在爱尔兰郊野的一个农场。自小就表现了出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到英格兰的学校，这样他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方面的。当科学成为他的既定道路时，他还深深地着迷于世界史、文学和视觉艺术等——如此广阔而深邃的兴趣使得他被剑桥大学的伙伴们冠以“圣徒”的昵称。就像许多一战后的学生一样，他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

他选择的研究领域——X射线晶体学，那时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但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天分颇高的年轻观察者：他们有男有女，活跃在英格兰、欧洲和北美。当贝尔纳开始他的研究历程时，X射线晶体学还具有某些工匠的技艺特征，而不是一门成熟的自然科学学科，它需要个人的技巧，如促进晶体生长、操作极不稳定的X射线管，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识别经过数小时从晶体靶发射得到的点阵图形。贝尔纳精通这些图形的解释，但是即使拥有他这样数学天赋和三维空间想象力的头脑，这也常是件令人沮丧的工作。当大部分人还在研究简单无机物晶体时，贝尔纳做出了神奇的预测，此项技术将最终揭示诸如蛋白质这样复杂生物分子的结构。1934年，他与他的博士生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一种胃蛋白酶原始结构的文章，从而开启了蛋白质组学这门新学科。

除了他作为实验科学家的成就和原创性工作外，贝尔纳显示出对不同国家科学如何组织与实践的超出年龄的特殊兴趣。1928年暑假，当他还是一位年轻讲师的时候，他在欧洲游历并得到了诸如实验室如何工作的知识，特别是在德国。在那里，他有机会参观了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由于他神奇的博学，以致博物馆馆长猜想他来自大英博物馆。十年以后，他写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从全球视角来阐述社会经济需求致使科学发展的原创研究。当时没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统计数据，但是贝尔纳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对教育系统造成的巨大伤害。他将现代中国科学教育溯源于美国教会学校，并且一直迷惑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了西方。这就是他的伟大朋友李约瑟在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要展开说的问题。

贝尔纳于1954年受中国科学院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他在中国六周，饶有兴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并有几次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会面。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报告，经常每天四五个小时，演讲的科学主题也非常广泛。阿兰·马凯教授——贝尔纳许多出色博士生中的一位，告诉我就在这次访问期间贝尔纳曾被要求提供一个适合中国大学博士生选题的清单。显然他能够拿出数十个好主意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否被采纳，或者这些对正在快速成长的年轻一代的中国科学家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也许这将是一个当今中国科学史家有兴趣的主题。

在众多他访问的国家中，贝尔纳热爱中国和她的人民。他的儿子，马丁·贝尔纳（1937—2013），曾在中国学习，并且将他自身重要部分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中国史研究。

安德鲁·布朗

2014年

白星舰队中最新最豪华的客轮“凯尔特”号从昆斯顿港口静悄悄地出发了。时值１１月末，夕阳从大西洋海平面滑落，客轮乘着灰色的浪花，绕过了金赛尔小镇。南爱尔兰的海岸线已经变为一条淡淡的黑线，一个一直盯着它的小男孩急忙转向他的母亲问道：“妈妈，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吗？ ”母亲用法语回答道：“不，德斯蒙德，他们必须先去美洲，他们现在不会回去。”“妈妈，就是为您都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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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农业科学院学术会议上，李森科介绍了来自敖德萨研究所的一些轰动性成果。依照他没有明说的方法，植物获得的性状可以被下一代继承，于是冬小麦可以转变为春小麦，春小麦也可以转变为冬小麦。直言不讳的穆勒强迫李森科承认，“当他声称处理的结果被继承时，其依据实际上是一块田中只有一粒种子完全成活且显现出他所说的性状”。很明显，穆勒的发言意味着，单个种子存活可能是一个样本污染或变异的种子，并且李森科所谓100％成功不过“因为一分之一是100％”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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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赫鲁晓夫认为苏联拥有足够射程的火箭之多，足以“完全粉碎整个世界”，这让他鼓足勇气，大刀阔斧地裁减常规军队力量。在1960年初，他希望5月能在巴黎召开一场大国峰会。他坚信会达成关于德国问题以及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但是他的希望以及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解的期望随着5月1日美国U2侦察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击落而破灭了。艾森豪威尔勉强批准这一充满挑衅的对苏联内陆的高空进行照相侦察的任务，只为掌握建设和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进展。赫鲁晓夫的暴怒常胜过他政治家的大脑，他去了巴黎，决心羞辱艾森豪威尔，于是峰会再也没有召开。达成国际核条约的希望破灭了，赫鲁晓夫于7月8日在奥地利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重新点燃这份希望，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他希望“发动民众，让群众与那些拖延解决裁军问题的国家斗争”。贝尔纳尽力留意世界和平理事会资助方的号召，第二天提议发动一场全球运动，就像1950年斯德哥尔摩的伟大请愿一样，呼吁召开一场全球裁军大会，但是这次没有联名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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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蒙德·贝尔纳的一生迷奇而复杂，自从他在四分五裂的爱尔兰成年起，他的人生似乎就与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躲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从全球大流感中挺了过来。作为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他有幸结识了当时的一些伟大人物；他丰富的想象力和辉煌的才华促进了晶体学的发展，开创了分子生物学。他的思想改变了科学的进程，是他激励新一代的研究人员去取得灿烂的成功。“圣徒”是一名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阅读面广泛，通晓历史与文学，甚至在建筑学和视觉艺术方面都是一位值得引起注意的专家。他是一位先锋，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思考了科学与社会的整合，并且，尽管他在这个领域的很多预想都没有达成现实，但是他明确地预见到大科学的出现。他对城市遭遇轰炸后果的客观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如果没有他的各种贡献，诺曼底登陆或许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像他的那些久经战争的同事一样，他立即就感觉到了核武器毁灭性的威胁，并且一直都全身心致力于废除核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美国单方面威胁的评估有些片面，但是贝尔纳对使用核武器的观点，以及他与赫鲁晓夫的联系或许都曾帮助苏联领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避免跌入深渊。贝尔纳创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词，现在，这个词的应用如此广泛。他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他是20世纪最典范的科学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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