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1989~2005）_孙勇　主编_9787509756980

　　本书内容翔实，史料珍贵，从政策研究角度出发，基本涵盖了西藏“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实践，充分反映了1989～2005年党在西藏进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填补了这一时期党史专项研究的空白。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1989～2005年党在西藏的各项政策，有助于有关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西藏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力，对于贯彻落实好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引言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积为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8。西藏与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有国境线4000多公里，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门户，是保卫我国战略纵深和资源基地的西南、西北地区的前哨阵地，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全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独特，资源丰富，蕴藏量巨大。全区现设7个地市（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和阿里），73个县市区，还有1个双湖行政区；683个乡镇，9个街道办事处。
　　西藏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除藏族外，还有门巴族、珞巴族、回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以及尚未确定族称的僜人、夏尔巴人，加上汉族和其他民族，全区现有41个民族成分。2005年底，全区总人口为277万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258万人,占总人口的93%以上。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西藏境内纳西族信奉天主教。
　　西藏历史上曾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社会发育严重滞后，经济不断衰败，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20世纪中叶人均寿命才35岁。帝国主义的入侵、地方势力的相互倾轧，使西藏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求解放、要翻身，埋葬腐朽的封建农奴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建立新社会，享有做人的尊严，过上富足的生活，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的期盼，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民族的新生奠定了基础；为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为原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留下了宽裕的时间和充分的余地，但是，原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分子为其剥削阶级的利益所驱使，不仅不愿对黑暗、落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作出一丝一毫的改动，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怂恿下，于1959年3月10日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保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果断作出平叛的决定。在平叛过程中，党顺应西藏各族人民的愿望，进行了民主改革，在经济上废除“三大领主”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1965年9月，西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建立了人民政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中央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扶持西藏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农牧区实行“两个长期不变”、免征农牧业税等特殊优惠政策。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检验西藏工作标准的著名论断即“两个关键”。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翻了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使西藏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人权保障，过上了日益改善的幸福生活，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在西藏这样一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曲折。比如在宗教问题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后来一个时期内，片面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忽视了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几乎处于失控状态，一度出现了全区性的宗教狂热，滥建寺庙、乱收僧尼的现象较为普遍，在有些地方，寺庙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甚至出现了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干预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寺庙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聚集和密谋策划、指挥骚乱闹事的场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为遏制中国，把所谓“西藏问题”作为他们“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利用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企图达到搞乱中国的战略目的。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在拉萨不断制造大规模的骚乱闹事，使机关不能正常上班，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商店不能正常营业，工厂不能正常生产，严重破坏了西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经济发展缓慢（见表1），各项工作举步维艰。
　　1988年6月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乔石到西藏进行调研。在进行了半个月的调研后，乔石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光明前途谁也阻挡不住》的讲话，谈了对西藏工作的主要看法，提出关于整个西藏工作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在共同研究，准备再开一次会讨论一下，制定一个切合西藏实际的比较长期稳定的方针。乔石明确指出应“从西藏实际出发，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经济建设工作”，强调“我们落实政策，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党自己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调整党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大家团结起来搞建设，绝不是否定我们过去的一切”。“落实政策绝不是也绝不能否定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乔石说：“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西藏广大人民群众，西藏的天是变不了的，达赖集团和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的迷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西藏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成为繁荣兴旺、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个光明前途，谁也阻挡不住。”
　　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胡锦涛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以胡锦涛为核心的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的措施。针对分裂分子的猖狂骚乱，1989年3月8日，国务院宣布在拉萨实施戒严，迅速平息了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骚乱闹事。1989年10月，针对当时西藏反分裂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西藏问题，听取了时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代表区党委所作的工作汇报，形成了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根本上扭转了西藏的局势，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使西藏工作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4年7月，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强调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要求全党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关心、重视和支持西藏工作。会议把1990年胡锦涛在自治区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确定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作出了加快西藏发展、实施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特殊优惠政策。这次会议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进入21世纪，为了进一步研究解决关系西藏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2001年6月，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科学分析了21世纪初西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加强、两促进”的历史任务，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加大了对口援藏力度，确定了扶持西藏发展的投资、财政等政策和基础建设重点项目。特别是在西藏发展的问题上强调，在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地区和战略部门，通过国家和各地的支持，直接引进、吸收和应用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集中力量推动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必须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对西藏这样的地区，就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战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会议还明确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情系西藏、关心西藏，要求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十分珍惜大好形势，十分珍惜历史经验，十分珍惜宝贵机遇，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世纪新阶段的西藏工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重要文件。会议指出：“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和西藏艰苦奋斗相结合，在保持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注重发展社会事业，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具有区域特色的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资源节约、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央确定,“十一五”期间，继续保持“十五”期间西藏生产总值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快增长的势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在21世纪中叶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到2010年力争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进入全国中等行列的目标。这再一次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及对西藏人民的特殊关怀。经过“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光辉实践，西藏进入了历史上发展和稳定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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