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最需要的财经法律智慧_刘兴成　著_9787550413597

本书从法律角度，对刻下中国的热点财经话题进行解读和解答，视角新颖，观点独到。对于身边诸多迷惑不解的财经现象，读者可以从法律上寻得解决问题的蛛丝马迹，同时掌握与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财经法律常识。

　　第一章什么妨碍中国人投资赚钱
　　补贴上市公司动了谁的奶酪
　　中国股市停留于熊底2年多之际，新闻媒体于2013年4月密集曝光，A股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创历史新高。在探讨补贴上市公司利弊的时候，补贴上市公司究竟是否合法，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大多数补贴没有合法性
　　据同花顺iFinD统计，已公布2012年年报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有1646家上市公司获得各种名目的政府补贴，总额达到564亿元。而2010年政府补贴上市公司400.35亿元，2011年的补贴额为470.48亿元，这一数据呈逐年上升之势，并在2012年再创历史新高。
　　相应地，近3年每一年都会诞生一名“被补贴冠军”，获得政府补贴的金额屡创新高。美的电器以获得24.99亿元的补贴成为2010年的“被补贴冠军”。中国石油以67.34亿元夺得2011年的“被补贴冠军”。2012年中国石油以94.06亿元的政府补贴获得双连冠。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并不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法的。从现存法律规定中寻找政府补贴的依据，就能得出答案。
　　政府补贴没有准确的定义，在会计准则上与政府补贴最接近的是政府补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二条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企业取得的政府补助，从来源上说主要有三类：一是财政补助，如财政拨款、财政贴息；二是税收返还，包括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办法返还的税款；三是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如行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天然林等。
　　看来，政府补贴的去向是企业。那么，政府补贴的来源是什么？从众多上市公司的公告得知，政府补贴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中央财政拨付，多数来自省、市等地方政府财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九条规定，预算支出包括各项补贴支出，但该法律没有对补贴做出界定和详细的规定。对照法律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运用政府补贴：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政府补贴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照明器具等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国家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农业机械的农业生产作业用燃油安排财政补贴。
　　对上市公司而言，只有从政府获得的节能产品推广和使用补贴、农业机械的农用燃油补贴，才具有合法性，其他的政府补贴都没有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预算的决定权和监督权。除法律直接规定的政府补贴外，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如果得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就具有合法性。
　　过往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大多数既没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依据，也没有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因此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动了法律的奶酪。
　　补贴上市公司泛滥成灾
　　政府给予上市公司补贴，是中国A股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A股市场有超过九成的公司获得过政府补贴。
　　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名目繁多，有产业发展基金和各类奖励，也有搬迁补偿、贷款贴息、上市费用补贴、节能减排补贴、产品推广补贴等，其中贴息是最常见的补贴项目。
　　上市公司补贴已经普及化，超出了合法性的范围，有泛滥成灾的趋势。动了法律奶酪的上市公司补贴，不仅损害法律尊严，在经济上也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第一，补贴上市公司扭曲了科学发展的政绩观。一些地方政府将有多少家上市公司作为政绩和面子，通过政府补贴挽救濒临退市的ST公司，将不正当保有上市公司壳资源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潜规则”，将有限的资源投放给经营不善的企业，造成经济资源错配，不当地强化了以GDP为纲。
　　第二，上市公司补贴破坏了证券市场的有序发展，让股市丧失了优胜劣汰的市场功能。上市公司获得大量政府补贴，导致公司的业绩与其经营业务脱钩，造成会计信息扭曲，使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其盈利水平。一家前三季度巨亏的上市公司，由于有巨额政府补贴，全年可以扭亏为盈。一家预期会得到政府补贴而高盈利的上市公司，会因为政府补贴落空而盈利大减，甚至转盈为亏。同理，2012年以前的5年里，中国A股市场无一家公司退市，就是政府补贴让股市不再优胜劣汰的结果。
　　第三，政府补贴导致股市劫贫济富，扩大了中国的贫富分化鸿沟。上市公司得到的政府补贴来源于纳税人，政府通过上市公司将财富分配给公司股东、高管和投资者，用穷人的财富接济富人，结果是穷人愈穷，富人更富。
　　第四，补贴上市公司引发不正当竞争。拿财政资金补贴上市公司，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对没有上市的公司来说不公平；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中七成给了国有公司，这对上市的民营公司不公平，会导致国进民退，整体经济效率降低，成本上升。
　　第五，政府补贴会让上市公司患上补贴依赖症，上市公司越补越弱。补贴上市公司，就像不给已经长大的小孩断奶，这样的小孩即使成年了也无法独立和成熟起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家公司靠政府补贴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公司。上市公司都是基础较好的公司，应当靠不断提升竞争力获得进一步发展。
　　第六，政府补贴上市公司模糊了所有权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国家、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私人分别有自己的所有权，产权应当是清晰的。政府补贴上市公司一旦泛滥，就会逐渐模糊所有权的界限，这是市场经济的大忌。
　　第七，补贴上市公司制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由于地方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行为不规范，补贴随意性大，信息不公开，会产生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带来腐败和权力寻租，附加衍生出代理上市公司寻求补贴的“补贴掮客”，政府补贴俨然成了接近权力之人的致富源泉。
　　第八，政府补贴会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走向海外市场的障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要受到WTO有关政府补贴的约束，否则就会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对待，不利于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
　　上市公司补贴何去何从
　　具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要么对中国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有积极作用，要么是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用于公共开支，提供公共服务，降低社会成本，增进社会效益。
　　多数专家没有从合法性方面考虑上市公司补贴问题。在假定所有上市公司补贴都合法的前提下，南京财经大学张玉和建议，我国要制定“政府补贴法”，对中央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补贴行为严格规范，形成公开、公正、透明的补贴体制，使政府官员不能随便挥霍纳税人的钱，斩断官商勾结的渠道，以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真正具有成长性的企业脱颖而出。
　　张玉和主张制定“政府补贴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很好，但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补贴不合法，制定“政府补贴法”就把现在不合法的上市公司补贴合法化了。如果现在不合法的上市公司补贴利大于弊，制定“政府补贴法”是有必要的。关键在于，现在不合法的上市公司补贴弊大于利，得不偿失，即使合法化了，也照样得不偿失。因此，我国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政府补贴法”。
　　我国虽然没有统一的“政府补贴法”，但我国的法律有关于政府补贴企业的规定，只是对法律规定执行乏力。上市公司不能比非上市企业高人一等，不应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得到补贴。
　　不具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没有存在的必要，今后应当禁止发放不具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
　　禁止发放不具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有利于我国实现财政平衡。2013年以前的十年，我国财政收入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政府积累了太多的财富用不完，导致补贴上市公司泛滥成灾。2014年后，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势必变小，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减少。此时如果不及时禁止发放不具有合法性的上市公司补贴行为，上市公司补贴会成为我国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且中国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也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厘清补贴上市公司有没有合法性，是回答上市公司补贴何去何从的前提。不合法地补贴上市公司，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只有短期生存效应，没有长期发展效应。合法地补贴上市公司，政府和上市公司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禁止发放不合法的上市公司补贴，才能使靠补贴生存的上市公司摆脱“亏损—获得补贴—再连续亏损—再获得补贴”的恶性循环，获得新生的机会。
　　为什么要立法保护投资自由
　　2003年10月，河北企业家孙大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当时法学界、经济学界、新闻界不谴责孙大午，反而对其同情有加。2009年12月，年轻的浙江商人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辩护律师却给吴英作无罪辩护，社会各界也纷纷声缓吴英，此案又引起很大争议。这两宗罪表面上看起来是融资法律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国民的投资自由问题。
　　消费自由、投资自由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凭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制度渐行渐远，粮票、布票等票证成了收藏品，凭单位证明、处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比计划经济年代，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拥有了消费自由。
　　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消费自由，在30多年前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消费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需要巨大进步的还有投资自由。只要国有企业垄断着一些产业，老百姓和民营企业不能向铁路、金融、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自由投资，国民就算不上有投资自由。中国的投资自由度在世界排名第146位。
　　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越自由，人均GDP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经济越有活力，国民越幸福。投资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重大战略问题，又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投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消费自由。
　　投资自由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一，投资自由有助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实现企业间自由竞争，平抑被垄断国企推高的物价，缓解中央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二，投资自由能够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追求长期利润，远离房地产、艺术品、红酒等资产泡沫，将炒作经济变为务实经济，将投机行为变成投资行为。
　　第三，投资自由有助于防范民间资本无端流入境外，防止形成投资移民潮。国内有了投资自由，当美联储加息时，民间资本和热钱就不至于大量流向美国，避免中国发生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风险。
　　第四，投资自由可以提高投资效率，限制政府部门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防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呆账和坏账，促进中国经济内涵式增长，实现科学发展。
　　第五，投资自由能增加就业量和就业率，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老百姓有钱了，就会购买产品和服务，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纠正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六，投资自由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应当依靠核心竞争力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不是仅仅依赖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进入世界五百强。
　　第七，投资自由能使老百姓得到实惠，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中产阶级比例，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民富国强，让中国社会进入持久的稳定和真正的和谐状态。
　　第八，投资自由不会导致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出问题。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像中国一样控制国有企业，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并没有被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不当控制和利用。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垄断国防工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现象，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掌握。
　　立法促进民间投资，执法限制政府投资
　　虽然投资在市场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投资的成文法律。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仍然存在着投资法律空白。
　　于是，中国投资市场上存在着“三等两样”的不公平现象：国有资本投资的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境外资本投资的三资企业，在政策上享有“超国民待遇”；民间资本投资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融资、税收等方面困难重重，显得低人一等。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几年以来，这个被称为“非公36条”的行政法规，在推动“民进国退”时收效甚微，“国进民退”的例子反而比比皆是。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让老百姓拥有劳动收入以外的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这必然会涉及投资。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间投资36条”实施已满1年之际，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表示，铁路、金融、能源、市政公用事业等四个领域民间投资进入缓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民间投资36条”落实情况比“非公36条”落实情况更差。
　　如何突破民间资本在进入垄断领域时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①？第一，既然国务院的“非公36条”和“民间投资36条”，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发生，就应当为投资自由立法。法律能够给国民和资本更确定的投资预期，国有企业总不至于敢明目张胆地违法阻挠民间投资。现在到了为投资自由立法的最佳时候，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投资促进法”，并尽快将其颁布施行，就会从根本上保障投资自由，让彷徨不安的民间资本在中国大地上扎根。
　　第二，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执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限制政府投资，禁止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排挤和阻碍民间投资。《预算法》第十九条规定，国有资产收益应当纳入预算收入，经济建设支出应当纳入预算支出。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国有资本投资应当纳入预算并接受人大监督，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做，国有投资没有执行《预算法》的规定，自己另搞一套。加大《预算法》的执行力度和人大监督，应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第三，“民间投资促进法”出台后，再由地方人大或政府部门制定和推行“民间投资促进法”的实施细则，鼓励民间投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国民一旦享有投资自由，投资市场就会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的民间资本之水被疏导至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也就用不着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堵塞民间资本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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