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传记片创作现象批评_吴凑春著_9787566807809

　　《当代中国传记片创作现象批评》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大陆）传记片创作（1949-2012）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反思，试图为当今同类型影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书稿不孤立地考察当代中国传记片创作实践，而是既细读一个个传记片文本，又关注该片制作的时代、机构以及传主身份；既注意影片塑造了怎样的传主形象，又透析“这一个”传主是如何塑造的；既重视传主形象塑造本身的意义，又将其放在整个传记片创作历史中加以考察。作者写作的主旨在于为当下中国传记片进一步更好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历史的借鉴，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2013年9月10曰教师节前夕，我接到了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吴凑春博士的电话，除了诚挚的问候之外，还说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烦请我替他的著作写一篇序。作为他的导师，得知其博士论文将要正式出版，自然十分高兴，我觉得这是学生在教师节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于是便欣然应允。
　　2008年我在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和影视文学博士点各招了一名博士生．吴凑春属于前者。由于近年来我的教学和科研重点都在影视学这一学科领域，所以吴凑春入校以后也选听了不少影视学方面的课程，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其研究兴趣也逐渐从现当代文学转向电影学。当他与我商量博士论文选题时，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和权衡，最终决定以“论新中国传记片的创作（1949——2010）”为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因为迄今为止电影界对新中国传记片创作的系统研究成果还不多，国内尚无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而新时期以来传记片的创作又十分繁荣兴旺，成绩颇为显著。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产类型电影研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的传记片创作都是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创作现象，既可以通过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论析，从中总结探讨一些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也可以从中外传记片创作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国产传记片创作的特点、优势、缺陷与问题，有助子推动其创作的持续发展。
　　第二，由于传记片与传记文学密切相关，故而以研究新中国传记片的创作作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选题，也符合该专业的基本要求，不会在论文评审和答辩时受到质疑。
　　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以后，吴凑春的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在广泛搜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新中国传记片的创作状况、特点、经验和问题，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创作者和影片作了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思考，并多次与我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因为其研究课题的内容历史跨度较大，涉及的创作者及作品众多，所以不仅在资料搜集等方面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要认真观摩大量影片，了解和把握其主题内容与艺术特点，并将其放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评判其价值和意义，所以他的论文的写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的确，从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传记片的创作在各个历史阶段情况各异，特点也有所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传记片的创作数量并不多，有影响的成功之作也较少，但《赵一曼》（1950）、《刘胡兰》（1950）、《董存瑞》（1955）、《聂耳》（1959）、《雷锋》（1964）等一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英模人物传记片还是给广大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其中《董存瑞》的创作尤为成功，由于编导在银幕上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懵懂莽撞的青年民兵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英雄的人生历程，塑造了一个真实感人、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为新中国传记片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然而，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1950）声势浩大的批判，不但使此后传记片的创作举步维艰，而且也给新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后，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传记片创作便逐步萎缩。到了“文革”期间，电影界受到重创，从1967年至1972年故事片创作完全中断，传记片也自然消失了。而1973年恢复故事片创作拍摄以后，由于“四人帮”掌控着电影创作生产的大权，要求故事片创作为其推行的极“左”政治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传记片创作要为他们树碑立传，其他人物的传记片根本不可能拍摄和问世。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传记片创作也曰益勃兴。不仅影片数量有了很大增长，而且类型、样式和风格也更加多样化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传记片已成为国产故事片创作中十分引人瞩目且成绩颇为突出的一种类型。具体而言，首先，革命先驱者、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人物传记片的创作成绩十分显著，如《陈毅市长》（1981）、《孙中山》（1986）、《彭大将军》（上、下集，1988）、《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周恩来》（上、下集，1991）、《刘少奇的44天》（1992）、《毛泽东与斯诺》（2000）、《相伴永远》（2000）、《周恩来万隆之行》（2002）、《邓小平》（2003）、《邓小平1928》（2004）、《秋之白华》（2011）等影片都各具艺术特色，其中《周恩来》（上、下集，1991）等影片还曾产生过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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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书传记片立场
　　笔者认为只要是历史真实人物即可人传记片。从中外实际创作来看，传记片的主人公以杰出人物为多，以普通人甚至反面人物为主人公的传记片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电影作为工业生产方式需要盈利得以再生产，考虑观众欣赏角度、选择适当人物作为传主是电影生产者必须考虑的，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英雄人物常常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相对来说容易招揽观众。但是，从对人的尊重、人人平等的角度以及影片本身的艺术特征来说，《末代皇后》等应该也属于传记片。因此，考察当代中国传记片的视野不能过于狭窄，像《末代皇后》这样无宣教色彩的人物传记片也应该纳入考察范围。
　　但是，笔者同样认为对传记片的界定也不能过于宽泛。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但主人公不以真实姓名出现的影片，不能归为传记片。这些影片不用历史人物真名，而是据真名改动，如《铁窗烈火》中，主人公张少华的原型为王孝和烈士；罗炳辉在《从奴隶到将军》中被改为罗霄；《首席执行官》主人公凌敏的原型是海尔集团的张瑞敏；《炮兵少校》的楚宁形象，源于苏宁的事迹；《山乡书记》的主人公向平川，其原型是刘银昌；《香巴拉信使》的主人公王大河是根据王顺友塑造的；《我的左手》的主人公胡小军，其原型是丁晓兵。这些影片都表现崇高伟岸、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宣传教育色彩，在类型划分上经常被视作传记片。如2009年5月15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召开“国产电影论坛”之“历史与艺术一一人物传记片观摩研讨会”，《我的左手》即为观摩片之一。但是，笔者认为这类影片不宜被列为传记片，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影片主人公的姓名与历史中的不一致，本身就没有遵循“传记形式”的要求，是名副其实的“反传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影片，就会发现作者在改变主人公姓名时，会留下一些线索，或改名不改姓，或改姓不改名，或谐音。这种种做法终归不明智，因为没有遵守一部传记片所应该遵守的原则，毕竟传记片不是猜谜游戏。尽管影片人物、事件大都有所依据，但为避免麻烦，或忌讳等而改变姓名，这都是出于制作者非艺术上的目的，都没有顾及传记片对真实性的要求，只会给人以“影射”之感，而“影射”在文学上“很容易变成个人崇拜或个人攻击，所透露的只是作家个人的一已私见，一盘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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