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中国形态”到底是什么？笔者的观点是：“‘精神’形态”。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文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不对称信息交换与文明对话，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所滋生的将中国从传统“化”到“现代”的迫切心态，以及以西方文明为“现代化”标本的虚拟预设，交织成道德教育领域的“历史—心态—理念”的三维背景，使中国道德教育已经习惯于不仅直接“拿来”西方的道德哲学理论，而且更习惯于将关于道德的“教育”化约为一个普世性的技术过程。于是，道德教育的中西方对话便可能演变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中国文化的深邃智慧与历史贡献便可能在“现代化”的追逐中自暴自弃，剩下的只是永远的“拿来”，最后，不仅导致道德教育的民族虚无主义，更严重的后果是，在未来文明的创造中，将蘖生一种不劳而获的寄生心态。至此，一场关于道德教育的心理革命与哲学革命已经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形态”的探索便是这场革命的急先锋。 通过对“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分析，作者得出结论：道德教育的中国形态就是“精神”形态，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及其中国话语相对应，这种中国形态是由四个要素、三个过程构成的有机体系：居“伦”——由“理”——明“道”——成“德”。

樊和平，男，生于1959年，江苏省泰兴市人。现任江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东南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副主任(主任为杜维明教授)、资深研究员。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东南大学”科技伦理与艺术”项目总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重大招标课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2006年江苏省重大委托课题”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