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质疑唐宋转型(800-1127)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分水岭是以汉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和社会分水岭，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威胁。在那一时期，对中国性及其所谓的对立面“野蛮“不是政治变革的直接产物，而是基于文人精英之间两种相互关联的知识转移：儒家思想和知识正统的出现和新儒家(道学)哲学的兴起，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逻辑。新的话语强调了所谓汉族人和野蛮人二分法的流动性，颠覆了文化或仪式实践对汉族人身份认同的中心地位，重新定义了汉族文明的本质及其所宣称的优越性。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知识多元化的可接受性，以及儒家道德价值观对中国国家完整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性。通过对出现新的身份解释的背景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的仔细解读，这部思想史涉及关于文化、民族和民族概念与前现代中国相关性的持续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