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德治礼治仁政和合传统治国理政安全观梳理_唐士其著_9787301373866

中国拥有悠久绵延的政治传统、深入全面的政治思考、发达完整的政治制度、丰富多样的政治实践。其中，安邦治国、实现国泰民安是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项核心内容和根本追求。本书主要从以德治为核心的政治安全、以礼治为核心的政权安全、以仁政为核心的民生安全和以和合之治为核心的国土安全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本书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分散、片段化、就事立论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每一位重要的古代思想家的学说以及不同思想家的观点之间仍然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蕴含着某种统摄一切的精神内核。本书正是对这种系统性和统一性的揭示。本书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深入挖掘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本书除前言和后记之外共分四章，主要从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民生安全和国土安全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讨论。
第一章政治安全主要总结和讨论中国传统的德治理论及相关的实践体现。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政者，正也，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原则。所谓正，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指的是正直、端正、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并被视为天道的体现。它意味着对政治的道德和伦理面向的强调，意味着对政治实践中基本的公平正义的要求，而不仅仅把政治视为利益分配和权力竞争的舞台。这一根本原则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功利目的和支配逻辑，并在事实上至少部分地转化为一种使人向善、促人提升的集体性伦理实践。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体现政治之正的天道并非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反映，亦非思想家的主观建构，更不同于宗教的启示，而是出于思想家和政治家对自然的体察与对人类实践的反思，即对所谓天理人情的感悟，从根本上说则是对人的潜在可能的探索和发现。这一点，与西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观察和体验的最高结果，儒家思想家通常称之为德（道家思想家则一般称之为道）。德治就是一种在德的指导之下并以将德发扬光大为目标的政治。虽然孔子对德治进行了比较集中和全面的讨论，因而德治的观念常常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但这一思想既不限于孔子，也不限于儒家。实际上，有关德的观念是贯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灵魂，在国家安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礼乐刑政皆以德为中心展开，受到德的支配和约束。
基于德的政治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政治，其内部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统一性，因而能够最大限度避免政治逻辑中的自相矛盾，即政治与道德的分裂，以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矛盾，从而超越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马基雅维利传统。德治的思想和理论规定了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角色和作用他们必须是民众的服务者和引领者，而非支配者和压迫者。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指导和引领并非依据某种外在的目标，而是基于人自身一种趋向完善的可能性；而这种指导和引领最主要的实践方式则是上行下效、以德化民，所以能够尽可能地避免暴力性的强制。德治意味着对所有人而言都存在一种大致相同的臻于完善的方向，但每一个人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和自身努力程度的差别，又具有各自不同的成就以及自我提升的可能与空间。有资格担当统治和引领之责的就应该是那些能够率先垂范，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人。
中国传统思想家认为，德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政治必须以民为本，这是德在政治中的具体体现。当然，从效果的角度来看，以民为本的政治也才是最安全的政治，因为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且保持稳定的根本因素。因此，所谓以民为本，主要并不是强调民众为国家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性基础与保障，而是要求统治者充分意识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乃是国家权力的根基，因此一国政治的核心就是从民所愿、养民之欲。也可以说，在德治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民众是国家必须尽一切可能为之服务的对象。能否做到这一点，成为国家安全的晴雨表。
在德治思想中，天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性观念。中国传统思想强调，统治者的角色无非是代天牧民，但天的意志归根到底又是民众普遍意愿的反映。因此，从原则上说，经过天意表达出来的民意仍然是政治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与西方的民主思想相比，中国的这种传统观念因为认可统治者的天命，固然有其倾向于维护统治者既有统治地位的一面，但也并不意味着对任何既存政权无条件的背书。比如，德治思想承认民众反抗暴政的权利与正当性，强调与民众为敌的统治者实际上已经被天所抛弃，成为一夫，这一点又比欧洲关于反抗权的思想先进了一千多年（在欧洲思想史上，直到17世纪时才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完整的抵抗权即关于反抗暴政的权利的理论）。
德治思想自然具有明确的道德面向和智识面向，这使尊贤重道、任贤使能成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在德治思想的逻辑体系中，国家能够对民众进行道德和智识引领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本身，当然实际上就是各个层级的统治者能够接受有德有才之士的指导和引领。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即世袭君主制的框架内，坚持道德与智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分离，或者说充分意识到权力与道德和智识之间既分既合的关系，从而让仁者和智者与统治者之间保持某种复杂微妙的协作和制衡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德治思想强调，对于统治者来说，由于权力并不能自动地为他们带来道德与智识，所以他们能够做到谦以自牧、从善如流，即取诸人以为善，就成为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第二章政权安全主要总结和讨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关于礼治的理论与实践。如果说德意味着中国传统思想对天理人情加以观察和体验的思考成果的话，那么礼就是这种成果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礼治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礼绝不仅仅是统治者用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统治秩序，更是一套普遍运用于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礼并不只是对普通民众的约束，而是（甚至更主要的是）对各级统治者的言与行的规定，从而也就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被统治者的利益和地位的制度安排。
应该承认，礼注重各种社会和政治角色的区分，即所谓礼别异，当然也就是注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以及扮演这些角色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差异，从而具有维护统治者既有地位与权力的倾向，与现代社会注重保护公民平等权利的观念和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同时，礼对人的差异性处理方式也与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不容否认的冲突。但是，对于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且必然存在的权力与服从现象来说，礼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性的行为规范，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平等与差异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这方面，礼治的思想与制度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另外，与法治的普遍性和无差异性不同，礼治具有典型的情境化特征，这当然为礼的适用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之为随意性，但政治中的人与事，以及环境与条件的复杂多变，也使人们不可能把一套规则简单地套用于所有的情形。与西方法治思想中的衡平观念类似，礼治的原则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实践中同样具有某些可资发掘的正面价值。
更重要的是，礼治是能够与德治理念完美匹配的政治秩序。德治作为一种伦理政治，本质上排斥政治中过度出现非道德或者反道德的治理方式即暴力与强制（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的话）。这一点，正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最深刻的对立之处。因此，严刑峻法这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表现出某种恶的面向，即所谓以恶抗恶的统治方式，通常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所拒绝。礼治主张以直报怨，强调政治中的敬与让与谦，以及包容、宽恕、自省与自觉，也强调政治中的中庸与平衡，更强调政治中的教化以及通过教化激发所有人正向的潜能，因而是一种能够大大减少暴力与强制即政治中的恶并促人向善的政治。
礼治同时还是一种简约政治。因为礼治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应该严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强调每一个层面上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正向激发每一个人积极的潜能，所以能够大大降低社会控制的外在成本，提倡一种来自社会自身的政治安全保障。因此，虽然礼治一般而言体现为儒家的思想，但它与道家一样在社会控制方面强调清静无为、垂拱而治。实际上也可以认为，儒家思想内在要求的简约政治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中各家各派一个共同的追求。
礼治强调道德和智识在政治中的作用，同时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把政治兴衰成败的基本规律作为认识和理解政治现象的重要前提，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并不认为存在某种能够天然免疫、永不变质的政治形式，所以礼治的思想特别注重人的因素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它在强调尊贤重道的同时，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觉、自谦、自律和自省，强调其对臣下和民众的批评与建议的尊重与择善而从。在传统的礼治思想中，统治者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从善如流是维持政权安全的基本条件。当然，也需要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通过分权制约等制度手段对国家权力施以约束，同时更加偏重维护国家权力向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集中，这的确是一大缺陷。但是在缺乏系统性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条件下，礼治传统和相应的制度与实践，也的确能够在约束统治者滥用权力方面发挥某种重要作用。
第三章民生安全主要集中总结和分析以仁政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与实践。仁政是德治和礼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最终体现和落实。虽然仁政思想的主要阐发者是孟子，但这一思想并不为孟子一人所独有，同样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关于德的观念一样，仁的理念同样基于思想家对天理人情的观察和体验，而仁的实践，既是对人的同类之爱在政治中的具体体现，更是基于天理人情对内在于人性的一种向善的可能性的发挥，是对人性的充实与完善。在仁政思想中，对他人之爱与对自身之仁的激发，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表现为一种正向的相互强化的关系。
仁政是德治思想的实践形式，目的是让德在物质层面具体体现为对广大民众的爱护与关切，即把民生问题视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仁政的逻辑出发点是天下为公的理念，是一种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价值追求。仁政要求统治者公天下而非私天下，把自己视为百姓的守护者、服务者而非天下的占有者。仁政同时要求统治者不追求与民众所想所愿不同的利益和目标，而是要爱民如子，从民所愿，与民同乐。
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政府并不承担太多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因此对民生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民众营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很早就强调公平的重要意义，也很早就意识到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广大民众对土地的基本需求，因此相应地要求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耕者有其田，并且主张国家采取某些强制性的手段调整土地的占有状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防止因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而使广大民众的生活陷入绝境。另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很早就提出国家应采取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如平准、均输等制度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然，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当民众陷入极度贫困而失去起码的生活保障，即民生安全遭到严重破坏时，国家的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全也就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二是节用爱民。在传统社会，保障民生更重要的方面可能不在于政府为民众提供多少实质性的服务，而是政府尽可能地减少民众的赋税和徭役等负担，因此国家的上下各级官员，特别是皇室和贵族的节俭，以及避免各种各样的大兴土木及对外征服和战争，轻徭薄赋、节用爱民就成为民生安全最重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约型政府是仁政思想的内在诉求，也是保障民生安全的一项基本条件。另外，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等传统观念，也都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由于中国具有长期的、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所以在民生安全方面也积累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理论探讨与政策探索，其内容涉及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公与私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等。有些方面的思考和讨论，比如《盐铁论》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其内容非常深刻和细密，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章国土安全主要总结和分析中国古代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对外关系基本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思想是德治、礼治和仁政思想的自然延续，因此，文教立国、以德化人、抚近怀远是其基本的原则。
中国作为历史上东亚文明的中心，其传统的国土安全思想的重点并不在于追求武力压制之下的和平，也不在于追求对外扩张与征服，而是更强调自身文化和道统的维系与传承，强调防范外来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此即所谓的华夷之辨；但与此同时，也不主张对外的文化霸权，而是对周边文化表现出足够的包容和尊重。这种倾向可能带有一定的文化保守主义成分，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真正的对外封闭，反倒是使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丰富自身，形成一种更包容、更多元，也更多彩的文化。
由于中国传统的国土安全思想是德治、礼治、仁政思想的延伸，所以虽然中国历史上在边疆地区也出现过大量的武力冲突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争，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思想总体上说还是一种防御型的思想，和为贵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追求。为实现和维护对外交往中的和平和睦，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进行了大量的思考与探索，也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具有指导价值的观念和原则。
就中国古代的外交观念而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空前绝后地成为统治者和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对外交往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项最重要的实践。也正是这一时期，为后世的中国提供了大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智慧。所谓的春秋大义，即在一个力与诈的世界里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持为政之正与为政之德，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恰恰是通过对外关系的实践而具体体现出来的。对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进行深入挖掘，是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国土安全理论和对外关系理论的一项重要使命。
总之，本书从广泛适用性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和系统化，根本目的是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为中国当代国家安全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的努力。当然，中国古代的政治和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本书能够撷取的确实只是沧海一粟，但即便是管中窥豹，也足以表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样。因此，本书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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