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文明的文化移植中，有一条规律，即无论是被动移植，还是主动移植，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改造从来不会缺席。近代宪法在向中国的移植过程中亦是如是。陈晓枫言：“中国的宪法舶自西方，制宪者原本寄望以之保种保国，因为这种‘用宪’的宗旨，在清末以降的立宪和行宪过程中，舶来宪法始终被中国传统的基本法重构，从而在制度及制度功能上改变了宪法的西方文化立场，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宪法制度，保留下来非立宪主义趋向的民族特征。”基于韩大元教授主持的“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民国时期前辈学者有关宪法学本土资源的研究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在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宪法学说发展中浓厚的‘西方背景’”及一些学者盲目地将古籍中出现的“宪法”牵强附会为近代宪法感同身受，但同时也感到中国传统法中确实不乏与近代宪法相通的因素与精神，“中国传统”不仅可以与“近代宪法”有机地结合，而且经过发掘、改造，传统是可以成为宪法发展的推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