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的修辞_[英]里卡·埃德蒙森著成伯清等译_9787208197558

本书从修辞学的角度讨论了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试图颠覆传统社会学方法论对客观性与逻辑严谨性的绝对推崇，通过深入剖析社会学文本的论辩性本质，揭示学术写作中说服机制与知识建构的深层关联。作者选取《种族、社区与冲突》《学做工》《美国职业结构》《富裕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等当代社会学名著，考察不同类型社会学文本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包括排序、典型、省略推理等，以此说明，社会学经典文本并没有完全遵循传统方法论的要求，也与其自身宣称的方法论有所背离，修辞既非操纵与欺骗读者，亦非文风上的点缀，而是与读者实现有效沟通所不可或缺的文本组成部分。

《社会学中的修辞》是一部富有创新性的重要著作，将会改变社会学家看待自身著述的方式。这部著作迥异于我们通常所以为的社会科学哲学，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同恰有自己的好处。
就像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我对于传统的社会科学哲学，向来有点不耐烦，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哲学跟付诸实施的社会学几乎毫无关系。它们往往是给出指令，告诉社会学家何为可以接受的解释，但在这样指手画脚的时候，它们实际上对于当前社会学著述和研究的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拿两位形成鲜明对比的哲学家温奇
（Winch）和内格尔（ Nagel）为例，不难发现，他们在草率解读和引用社会学文本上几无二致。他们主要参考的是社会学开创者的方法论著作，而我虽然敬仰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但仍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而且我相信，在他们所实际从事的研究与他们所倡导的方法之间存在着鸿沟。如今的社会学实践，也早已超越了开创者的时代，大踏步前进了。当代社会学本身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值得进行严肃的哲学研究。
而这就是埃德蒙森博士呈现给我们的。她首先从经典方法论转向当代实践，这种看似简单的转变，实则至关紧要。她将自己的探究奠基在当代顶尖社会学家布劳（ Blau）、邓肯（ Duncan）、戈德索普（ Goldthorpe）、多尔（ Dore）、雷克斯（ Rex）和莫尔
（Moore）、威利斯（ Willis），以及戈夫曼（ Goffman）的著作之上，而且是基于同行评议来选择他们的著作。她自始至终专注于描述他们实际采用的解释策略，而非以权威的姿态来规定他们应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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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
x这一根本转变，给埃德蒙森博士带来了两个发现。首先，社会学的论辩，并不完全符合科学哲学的形式标准，甚至也不完全符合韦伯或涂尔干的方法论规定。实践与规定迥然不同，尽管埃德蒙森博士比较谦逊，没有对规定本身多加批判，但对规定而言这无疑是个打击。在我看来，从未得到遵循的规则，就跟更常遭到违背而非遵守的法律一样，势必声名狼藉。
其次，埃德蒙森博士重新发现了修辞的价值。事实证明，在她所检视的社会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修辞手法。它们其实就是沟通和说服中的实践，针对特定的受众，充分考量受众可能会有的态度、期望和个人立场，并运用多种必要的修辞策略，以使作者的观点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因此，社会学的文本，不应被视为形式化的演绎结构，而应理解为特定社会语境下的准司法性文件。
埃德蒙森博士再次指出，社会学并不会因此蒙羞。诚然，在西方文化中，修辞一直名声不好，素来都被视作文风上的点缀，往好里说，不过是一种修饰；而往坏里说，则是企图操纵毫无戒心的读者的欺诈。但埃德蒙森博士试图为修辞正名，使之回归到源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将修辞视为有关社会中通情达理的主体间沟通的探索，而非操纵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修辞技巧的运用，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读者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和领会作者传达出的意义。埃德蒙森博士的观点是，社会学的主题本身需要这种技巧的运用。比如，在社会学解释的诠释取向中，社会学家仅自己理解了所研究的现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把这种理解以特定的方式传达给读者，以让读者能够厘清作者所欲呈现的说明的来龙去脉。由于读者身处与作者及研究对象相似的社会世界，这对沟通所可能采取的形式提出了约束和条件。因此，社会学的解释与社会学的沟通密不可分，二者始终紧密相连。
xi《社会学中的修辞》最为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埃德蒙森博士证明了这种沟通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呈现了当代社会学的各大流派不仅仅是诠释学派如何使用各种解释与沟通相结合的技巧。例如，理想类型是社会学家全套手段中一个标准的解释工具，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已经充分讨论过了，但埃德蒙森博士表明，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学家更常运用的，是一种有点相关但却截然不同的工具，她称之为实际类型（actual type）和典型
（epitome）。埃德蒙森博士还表明，在本该使用形式演绎论证的地方，社会学家则使用了省略推理法（enthymeme），一种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合理的推理方法。同时，她还讨论了修辞归纳技巧。在本该运用理性行动的形式模型的地方，社会学家大量使用了普通人和通情达理的人的常识性观念。所有这些技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依赖有关人类行为方式的特定默认假设，而如果要使解释性论证让人信服，此类假设就必须是读者跟作者共同享有的假设。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将社会学解释视为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单纯是逻辑或统计活动。
埃德蒙森博士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变革社会学实践，而是要让我们的理论宣讲更切合实践。她或许想让我们放弃成为自然科学家的抱负，并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忠实于我们研究主题性质的方法论。我敢肯定，她希望我们接受典型和省略推理法，将它们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合法的和必要的工具。我觉得这是令人耳目一新且具有说服力的改变。
安东尼·希斯（Anthony Heath）于牛津大学耶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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