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法治中，市场、国家与社会对劳动关系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分别对应着“劳资自治”、“国家管制”，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劳资自治”体现了劳动法的契约自由与劳资合意，“国家强制”为处于相对弱势劳动者提供了强制性保障，“劳资自治”与“国家强制”相结合，增强了劳动法执行国家政策与协调劳资关系的能力，巩固了劳动法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目的，彰显了劳动法追求整体实质正义与公平的价值使命。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推进，吸引多方主体参与到劳动法的治理模式中。“国家强制”的治理模式孕育了“社会共治”，劳动法形成了以“劳资自治”为基础，以“国家强制”为指导，以“社会共治”为辅助的劳动法治理体系。三者各自的作用空间和范围如何？又是如何协调共同完成对劳动法的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