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原本是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中的野草，经过印第安人的长期驯化、培育而成为食物；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引入欧洲后，经历了从观赏植物到救命粮食的戏剧性转变，然后迅速向亚洲、非洲、大洋洲传播，最终通过殖民、贸易、战争、饥荒与饮食革命，重塑了全球饮食结构和人口格局。
本书在全面梳理西班牙、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考古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系统讲述了马铃薯从发源地向全球传播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过程。
引 言
马铃薯的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趣的篇章之一。在漫长的种植历史和全球传播中，马铃薯的命运波澜起伏，但从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是一种大众植物。这跟菠萝（pineapple）的命运恰好相反，菠萝一开始是贵族植物，是国王的专宠，但现在（由于罐头工业的发展）已经大众化了。马铃薯最初在欧洲遭受误解、鄙视和排斥，甚至因其茄科植物（nightshade）的亲缘关系而受到迫害，并因其所谓有毒特性而受到恶意诽谤，导致马铃薯长期以来一直只是穷人的粮食。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马铃薯征服了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所有阶层。现在，马铃薯已成为白人社会的基本食物。和面包一样，马铃薯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必需品，在他们家中不可或缺。
马铃薯在一点上是幸运的：它源自美洲的事实从未受到质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试图证明它源自非洲或中国。在非洲，马铃薯对当地人无足轻重；在中国和日本，马铃薯的地位低下。在近东、马来群岛（Malay Archipelago）、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也是如此，只有在新西兰是个例外，因为马铃薯改变了那里的毛利人（Maori）的经济生活。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推广马铃薯种植方面令人遗憾地保持了一贯的懈怠态度。西班牙只是马铃薯从秘鲁（Peru）传入意大利的一个跳板和过境通道。西班牙人虽然最早发现了这种有用的块茎（tuber），但对其营养价值的认识很缓慢，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他们所做的努力仅限于将这种块茎移植到菲律宾。葡萄牙人可能将马铃薯带到了印度，但无论马铃薯在印度获得了多么重要的地位，都归功于英格兰人的主动性和活力。马铃薯随着英格兰人和荷兰人进入了他们的殖民地。克卢修斯（又名夏尔·德·勒克吕斯）和帕门蒂尔是欧洲科学史上杰出的马铃薯研究者和培植者。
1925年，《遗传学学报》（Journal of Heredity）3月刊刊登的秘鲁马铃薯品种插图伴随着这样一段话：马铃薯是古代秘鲁人带给世界最宝贵的礼物。一年的马铃薯收成达40亿至60亿蒲式耳，其货币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征服秘鲁时获得的财富。尽管如此，马铃薯的引入并不完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使北欧的人口大幅增加成为可能，因此被视为造成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可怜的马铃薯！给它打上缺乏《圣经》权威、导致麻风病、传播毒物和疾病及毁坏土壤的污名还不够，现在它还必须为战争负责。马铃薯在特性上的确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因为它在人类和动物营养方面引发了一场经济革命，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饥荒带来的危险。因此，马铃薯在很大程度上拯救和保护了人类的生命，甚至可能促进了人口增长，而拯救生命的角色并不可耻。导致一个国家人口增加的因素并不能归结于这种或那种植物，而是多种因素错综复杂、有机关联的。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婚姻数量的增加……都是促成因素或伴随因素。如果说人口过剩确实有引发战争的趋势，那么把战争仅仅归咎于造成人口过剩的众多因素之一肯定是不公平的。
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指出，玉米和马铃薯对中国来说都是外来作物，它们使中国人得以在高山峡谷中生活。他认为，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温带和亚热带的其他许多山区。因此，他的结论是，在古代，地球上的人口从未像获得这两种食物资源后那样稠密。
马铃薯的变异性是惊人的。新品种急剧增长。可以说，马铃薯栽培几乎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品种。目前已知的马铃薯品种约有1000个，而法国在1815年已知的品种为60个，1855年为493个，1862年为528个……
贝托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汉学家。生于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地理学、民族学和东方语言，特别是汉语和日语。1901年至1904年，劳费尔对中国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资料。1910年起任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长达二十余年。1931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其代表作还有《中国伊朗编》《玉：中国考古学与宗教的研究》《中国泥塑》等。
译者简介：
郭炎华，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外语外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
曾瑞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英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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