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 1993 年我的第一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发表算起,至今我主要从事杜甫研究已有三十年。 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主要跟随导师詹锳先生做国务院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的撰写及李白研究工作。杜甫的故乡在巩县(今河南巩义) ,他是河南省的文化名人、中国文化名人和世界文化名人,也是中原文化和诗歌文化精神的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作为诗圣的故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重视杜甫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中原学者必须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对河南有杜甫这样与李白有着兄弟般友谊和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是十分喜爱和尊崇的,也为自己是杜甫的乡人而深感荣幸。 因此,随着 1994 年由河南发起的中国杜甫研究会成立,我的唐诗研究重点也逐渐转到了杜甫研究方面来。 三十年来,我不但自己认真做杜甫研究,还组织了河南方面的有关专家及一些青年专家学者来一起研究杜甫,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杜甫研究的团队,先后完成了由我主编的《杜甫与中原文化》 《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 及《杜甫与地域文化》一系列学术专题项目成果,其中《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和《杜甫与地域文化》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杜甫与中原文化》和《杜甫与地域文化》荣获河南省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 此外我还发表了有关杜甫研究的多篇论文。 这些专题研究和系列论文,基本上代表了我对杜甫研究的主要成果。 现就三十年来所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汇为五部分,从五个方面来综合研究杜甫的文化精神风貌和诗歌艺术特点。
第一部分,探索杜甫的文化人格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等问题。 从各个杜甫文化精神与诗歌艺术研究角度来说明,杜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如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厚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胸怀报国之志、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用世精神,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坚韧精神,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等的集中体现者。 其伟大的仁者胸怀,以和谐为基础的社会理念和 真善美 和谐统一的审美观,以民为本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和 诗言志 思无邪 心无杂念、充满正能量的诗教观等,凝结为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以亲身实践和他优秀的诗歌影响着后代无数的仁人志士,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 诗圣 ,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有力贡献。
第二部分,从中原文化的角度,着重阐释了杜甫的根文化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之核心是河洛文化,杜甫生在河洛,长在河洛,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之发祥地。 杜甫从小在唐代东都洛阳生活成长,除了在吴、越、齐、赵、晋漫游的八九年,直到 35 岁才西至长安求仕,是中原文化所培育出的杰出代表。 务本致用、求是求实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杜甫思想和诗歌的主调。 此编还具体论述了杜甫对中原 文选学 的学习接受情况,并探讨了杜甫与中原诗人和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激励的密切关系。杜甫对中原文化心有独钟,思想却并不保守,他还将中原文化与异地文化的优点结合融会在一起,使其相辅相成。 他在异地的漂泊中,始终不忘怀乡忧国之情。
第三部分,研究杜甫与异地文化的接收与影响的关系。 东鲁地区原始儒家孔子的仁爱为本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民重君轻民本思想,对杜甫影响巨大。 而长安文化中的兼容并包的气度,虽然也属于中原文化系统的传承,但首都长安的社会矛盾却是更加激烈。 如统治集团穷征暴敛,好大喜功,生活的奢侈腐化、贫富的高度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现象,揭示了大唐社会处于严重的社会对立、阶级对立及与外族的对立之中。 杜甫由于在长安生活贫困,身份下移,其思想和社会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发出了不平之声,其诗歌创作也从理想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立场,对统治者和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 他在安史之乱后,为肃宗所迫害,离开了朝廷,写出了 三吏 三别 等伟大诗篇,成了唐代以写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 并且他弃官西走秦州,与广大民众接触,在陇右写出了大量反映山水民情、忧时忧国和怀亲思友的诗篇。 其五言律诗和七言歌行体诗,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此编中还探讨了杜甫诗歌思想中的 主调和兼调的关系,认为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的主调,而其他地域文化是其兼调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四部分,是对杜甫格律诗艺术的探讨。 杜甫对唐代诗歌艺术有 集大成之说。 尤其是对律诗,情有独钟,占其诗总数量的 60%以上。 他的五律和七律,是唐诗成熟的表现,因为近体诗是在唐代才出现的,到了杜甫的手中,才得以成熟和高度发展,在七律的定型和发展方面,有独特的成就。本编是集中谈论其律诗的。 到了夔州时期,他将七律做了改造,创造出 吴体这样貌似七律而全不符合律诗声律的新型古体诗。 他的五言排律也有超过了一百韵的长诗,创造了唐代排律最长的纪录。 在绝句方面,有全部入律的五言绝句,也有入律的正体七言绝句,还有相当多民歌体的拗体七绝。 这是杜甫在诗歌上创造性的表现。 在杜甫的晚年,他一方面是 晚节渐于诗律细 ( 《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 ,写了标准的正体律诗,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却又老去诗篇浑漫与 (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 ,出现了不少随心所欲而在诗律上不大讲究的拗律甚至全不合律的吴体诗。 这两种对律诗和绝句迥不相同的创作倾向,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 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第五部分,是对杜甫与李白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 其中有对李白和杜甫诗风转变的认真思考,李、杜诗风和文化思想倾向,是相反的却又是相成的。 其中有个性的因素、诗歌潮流转变的因素,最终应归结为初盛唐文化向中晚唐文化转型的时代变迁因素。 关于李、杜优劣论的话题,作者认为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 由于历代思想观点、审美观点和读者的观点的不同,审美思潮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历代关于李、杜优劣的观点也是有所不同的,也正是在李、杜优劣争论的过程中,对李、杜思想文化和诗歌内涵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和深刻。 关于李、杜献赋问题,都与他们争取入仕的目的有关,尽管他们的赋的文风和面貌不同,但是在唐代赋史中,都是占有相当高的地位的。本书对杜甫的文化精神的丰富内涵、杜甫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杜甫的本域文化中原文化精神与异地的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主调杜甫文化精神与诗歌艺术研究和兼调的相互关系、杜甫诗歌艺术的特点和成就、李杜文化思想及诗歌艺术差异和成就的对比研究等问题,做了一系列的论述,这是我多年来研究杜甫的一个汇总的成果。 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都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章的,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可为专家和读者提供参考, 并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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